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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和建设要大胆留白/洪文杰

新加坡滨海湾建设公园与绿化,为市中心预留长久用地。

近年来,区域国家的城市发展都在面临着转型与升级的过程。其中,中国在2014年出台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国全国660多座城市,从京沪深广到中西部地级市,都在进行“城区扩展-指标突破-规划修编-城区扩展-再次修编”的“城市化大跃进”。

大马也提出了大吉隆坡发展规划、依斯干达特区建设、北马经济走廊等城市群的发展项目。当中,大吉隆坡规划有意将目前的首都概念,扩大至更大的范围,涵盖了芙蓉、文冬等周边跨州地带。



然而,在城市堪称“疯狂扩张”的趋势下,我们还需要关注其城市规划的理念是否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因此,“反向规划,大胆留白”的概念正逐步回到城市规划的焦点上。

留白,本源于中国水墨画的构图技巧,讲究着墨疏淡,以“白”构造空灵韵味。

留白用于城市规划理念中,一是指城市空间留白,重视公共空间的建设,多留出空白的建设用地用于修建绿地、娱乐、体育等设施;二是指城市规划留白,是在条件不成熟或土地用途不明确的情况下,先以一种弹性的、兼容性的功能做定位,留有弹性空间,给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但留白,并非无为,并不是留下哪部分不做规划,而是用一种消隐的方式表达积极的态度。

达良性循环



在这方面,欧美国家也有不少经验可循。如美国东海岸的新泽西,地处纽约与费城共同的郊区,是花园之州、高教之州、研发之州或制造之州。

但是她打出的名片只有一张“花园之州”,这主要是因为新泽西的市长对于该市的区位、交通、生态资源有充分认识,且有着清晰的“营造环境吸引大企业—吸引企业增加政府收入、减轻居民税赋—积聚政府财力收购土地—政府收地保留不开发—更多的生态保留用地提升环境质量”的城市经营策略。

如此,形成了一个城市开发建设的良性循环。

而邻国新加坡在这方面也是一个例子。

相比依斯干达特区,目前看到海岸线旁高楼林立的景象,新加坡的滨海湾则是一个占地101公顷的超级花园。

尽管新加坡国土面积辖小,滨海湾地处城市中心,更是寸土尺金,但新加坡政府将其做了公园和绿化,作为市中心预留的一块长久用地,同时作为城市饮用水的蓄水池之一,以保居民用水。

让后代发展

中国境内,武汉南岸嘴也是一个值得称许的案例。

南岸嘴号称“中国第一角”,是长江汉水交汇点、武汉市的地理中心,14年间历经多次规划,被估值百亿,但至今仍是一片绿地。

正如原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所言:“南岸嘴地区是‘城市之心’,世上少有,其规划建设要慎之又慎,在没有让世人为之一亮、为之一震的项目之前,要坚决留白!要相信子孙后代比我们更有眼光、更有智慧。”

回看今天的大吉隆坡规划,各个大小块的地段近期都被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项目用地,让交通拥堵、治安低下、收入失衡等城市病现象逐步涌现。

考虑到未来国家经济与生态的发展,大吉隆坡规划是否应该关注“留白”的发展?以免社会与生态文明被眼下的密集发展给淹没掉。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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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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