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老友许元龙兄的〈如何把书送走〉，心有戚戚焉，也想来个狗尾读貂。

50年代读初中的时候，我已开始爱书、看书、买书。那时一本书两三块钱。启明、晨光出版的，都极吸引人，没钱就向相识的老板赊账。后来到台湾升学，可读的书就更多，4大册的《战争与和平》就是那时买回来的。毕业从台湾回来，老婆没带，却带了一皮箱的书，到香港转机，海关官员问我皮箱里是什么，我答是书，官员几乎笑了出来。到新山关卡被没收了几本。有一批寄回来的，书皮上印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都过不了关，过了关的那8个字也被割空了，书得来本本宝贵。

1961年觅得小学教师一职，手头有了一点钱，书局又引进了一批名家著作，我倾囊购买。我自己没有家，却为书买了两个书橱。书橱不够收藏，便只好家里乱放。这下事情来了，我与老婆为书吵架，真是头疼。后来找来一位书商，谈好了价，想把书全卖了，可是却像卖掉亲生儿一般。后来决定不卖，现在书依旧在，仍然珍惜。好友黄叔麟兄，当他一去他夫人即托言朋友，谁要书就去搬！

我忝为文人，多想出书当作家，结果我出了5本书，作家当不成，5000本书却成了一个累赘，即使要放火把它烧了也不能，污染环境官要捉，想送人也没那么多可送。这批书现在收藏在储藏室里，过年大扫除时，差点因一堆如废纸般的书而致家庭失和。我罪该万死，书累我如斯，遗憾、失望，来世不当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