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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投资率加强竞争力

大马经济转型中与安邦智库(系列)

在国家经济发展里,投资占了重要分量。投资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与消费、净出口,共同形成国家经济增长。



从投资率能看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也能用以展望未来的收益与建设发展。

正向的投资,吸引能带动本地发展的外资、政府有效率的国内建设投资,是经济转型期不容忽视的要件。

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组合中,总投资分为两类,即公共或政府投资,以及私人投资。

政府投资指的是为建设国家所投入的发展资金,例如建设道路、机场、水电供应、人文研究发展、科技研发、卫生、教育、劳工培训、绿化工作等等基础建设。

私人投资,一般指国民或非国民在国内投入资金,以增进资产,例如房地产、办公楼、厂房、机械、开采资源。



企业定期更换器材、工具、配备来延续生产力,也是投资的一部分。私人领域进行投资,主要因预测该笔资本支出,将在一段时间后,获得适当的回报,希望能扩大公司规模、生产力、扩大个人财富和保障。

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目的不大一样。政府投资以发展国家资源,提升国家产能和国民生活水准为前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报告指出,政府投资,旨在发展国家和服务,透过建校、医院、组屋以及其他社会建设,来支持各个领域发展。

政府建设海港、机场、交通系统、通讯与电讯系统等等,能够缩短国人的距离,协助国人掌握更多商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

除了投资在股权或债券,一般上,政府投资并不会在短期看到显著效益,但是,政府投资与经济发展,绝对存在正向的关系。

高素质建设带动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指出,在2014年10月的环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他们发现,以先进国为例,政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每增长1%的话,该年的生产总值会跟着增长0.4%;而4年后,GDP更会相继增长1.5%。由此可见,高素质的政府建设,与扩大经济生产走在相同的方向。

根据图表1,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投资占GDP比重,自80年代起普遍滑落,不过在2005年以后开始奋起直追。

缺效率投资效益打折

相比之下,先进国的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则处于平稳但在较低的比例。在素质上,先进国的建设素质是相对地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乡镇基础设施差距较大,所以建设空间、起落也相对大。

有效率的政府投资建设,将为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同的效果。IMF研究称,由于缺乏效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往往比所预期的有40%差距;而新兴经济体的差距是27%,现进国则仅是13%。

这显示,收入越高的国家,由于科技、知识等应用较精确,人力资源效率高,因而政府实施投资建设的效率也比较高。整体来说,政府投资与所收到的绩效之间有30%的平均差距。(参考图表2)

为了减少付出与收获的距离,政府投资必须有一套系统化的管理方式,才能防止建设效果在过程中流失。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几个做法,包括良好的规划、准确估计、有效的资源分配、积极实施、适时检讨进度,是数个掌握建设效率的基本原则。

决定投资额5要素

有益的本地私人投资,将为企业、个体与国家带来各种好处。

其中是增进生产力、带来更多工作机会、加强科技与技术的研究发展、扩大国内需求,最终目的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这样说来,总投资其实包括了在国内进行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它可以全面地反映国家的建设规模和程度。

不过,投资活动的冷热,也可以反映市场和国家经济状况,如果投资率过低,表示国家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在吸引外资上缺乏吸引力;但是,若投资率过高,也许会导致生产能力闲置,收益率相对降低,金融的呆账也许会增大。 那么,怎么样才算是适当的投资?在宏观经济里,决定投资额的因素有数项。

1.未来的收益预测——当某项投资被估计会在未来有正面收益,则会促使投资者采取行动,作出投资。

2.利率——企业或投资者一般会以融资方式来获取资本,因此利率决定了投资的成本,当一国的利率走高,贷款成本相对变贵,因而影响投资量;反之,利率低时,借贷成本也低,则会刺激投资活动。

3.未来的营商氛围或国家展望——这是一般的心理因素。若投资者对于某个社会或国家抱有乐观、正面的看法,投资活动会较活跃;反之则会暂缓,大家采取观望态度。

4.促进效应——投资在某个产品或服务后,将增进该产品的产能,接下来再投资的额度将会扩大,这就是促进、循环的正面效应。

5.市场经济状况——在经济不明朗或衰退时刻,投资活动肯定会放缓;反之,当经济复苏或经济大好,市场上的投资活动又会再次活跃起来。

其实,马来西亚近年是东南亚6国最热门的外资目标之一。只是近年,因环球市场因素不明朗,外资进出波动大,本国外资债券大部分掌握在外资手中,导致马币冲击而频频贬值,国内的投资活动也随之放缓。

这几年,我国的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介于25至30%之间(参考图表3)。

根据大马国家银行2016年第三季财政报告,私人投资按季增长4.7%(2016年第二季增长5.6%),增长稍有放缓。由于外围因素不确定,大部分企业对于投资或扩大规模,皆采取谨慎态度。

我国的投资结构,主要是在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而2016年第三季的政府投资,则减少了3.8%(2016年第二季是7.5%增长),主要是政府减少了固定资产的投资所致。

在总投资方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去年第三季只适度增长2.0%(2016年第二季增长达6.1%),主要是受到政府投资减缓,以及私人投资仅适度增长所致。

在类别方面,投资在建筑物的资本占大部分,但是在2016年第三季的投资有所放缓;其次是机械、配备投资,还有矿业开采、研究发展,也是固定资本形成的一部分。

今年投资增长上看4.5%

虽然投资氛围受到整体市场因素所影响,不过在长期看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按年获得适度增长,并且有一套长期的发展大蓝图,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很强的说服力。

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在最新的经济透视报告(东南亚报告)里指出,马来西亚2017年也许会因为货币的竞争力以及贸易恢复增长,而促使投资增长有望从去年的4.3%加强到4.5%。

推动投资是一项大课题,牵涉国内外庞大企业与个体,在国家经济来看,有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支撑,加上出口贸易将慢慢回扬,这会让大马的货币竞争力逐步恢复,继而加强投资活力。

就融资来看,有经济分析员认为,大马是很适合的融资投资国,我们的利率依然维持在较低的3%,惟需忧虑的是外债,这将腐蚀兑换率,让投资者却步。

在政府来说,若要在中期加强投资增长,政府须确保信贷供给稳定,并有效地融资于有生产力的领域。提升国内的友善营商环境,也是必要的促进投资增长方式。

下一期,我们将探讨私人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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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主权债务急需重组/Project Syndicate

自冠病疫情爆发以来,发展中世界的公共部门债务脆弱性与日俱增。

而利率上调和有限的国际资本市场进入渠道只会加剧这一问题——就连那些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如今也在努力应对流动性挑战。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未来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仍将高于2019年。很显然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就算不存在违约风险,也还是会继续面临债务压力。

然而,这一危机的严重性却并未反映在全球合作议程中。例如去年在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提出了关于发展融资的几项重要方案,但在解决中低收入国家过度负债问题方面却进展甚微。

最关键的是,世界仍然缺乏一个全面债务重组机制,来解决这一普遍且反复出现的问题。

现行最古老的债务重组机制——巴黎俱乐部——只涉及其22个成员(主要是经合组织国家)所涉及的主权债务。

有时多边贷款机构和外国政府,会对主权债务危机采取临时应对措施。

例如1980年代拉美危机后实施的由美国支持的布雷迪计划帮助一些国家减少了债务,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券市场的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于1996 年发起的《重债穷国倡议》,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舒缓措施;2005 年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对此进行了补充,将符合条件国家欠多边债权人的债务一笔勾销。

其他应对措施旨在改善重组进程。1994年墨西哥危机后,经合组织10国集团建议在债券合同中引入“集体行动条款”,使特定多数的债券持有人,能够在必要时修改条款和条件。

此外,2013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授权在其成员国的债券合同中,纳入“集体行动条款”的汇总条款,为多个事项的联合重新谈判提供了便利。

债权人阻挠进程

但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债权人仍然可以构建多数来阻挠进程,这部分原因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行的约一半主权债券,都缺少扩大后的“集体行动条款”,另一部分则是债券协议和其他债务合同之间的不兼容性。

国际货币基金曾试图在2001-2003年,建立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制度框架,但最终未能如愿。这一拟议的机制,本可以通过快速、有序和可预测的过程对不可持续的外债进行重组,同时保护债权人的权利。

此外,该机制的监督机构将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最终美国拒绝了这一倡议,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巴西和墨西哥)也表示反对,因为它们担心该机制会限制自身进入资本市场。

当公共债务水平在疫情期间大幅飙升时,二十国集团和巴黎俱乐部为低收入国家制定了《暂停偿债倡议》,在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间,73个符合条件的国家中有48个国家停止偿债。

需永久解决方案

随后在2020年底,上述两个组织又批准了《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协调并为符合《暂停偿债倡议》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国家——加纳、赞比亚和乍得,根据该框架达成了协议,另外只有一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提交了申请。据报道其他几个潜在受益国都不敢参与的原因,是担心信用评级被下调。

忧信用评级下调

这显然需要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制度性机制,最好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也可以容纳这样一个机制,但前提是争端解决机构必须如2003年所提议的那样保持独立于其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重新谈判框架应具备一个由自愿重新谈判、调解和仲裁组成的三个阶段进程,且每个阶段都有固定的期限。

但即使达成一致,一个法定机制也需要进行漫长而复杂的谈判,因此,一个专门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为此,联合国和其他实体提出了修订后的《共同框架》,该框架应为重组设定明确且较短的时间框架,在谈判期间暂停债务支付,制定明确的程序和规则,保证私人债权人的参与,并将参与资格扩大到中等收入国家。

为确保重组后的稳定性,所有协议不仅都应包含修订后的到期日和利率,还要在必要时削减债务。

而正如我之前所建议的那样,替代方案可以是一个由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或地区多边开发银行支持的机制。除了提供重新谈判框架外,主持机构还能促进融资,解决相关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问题并支持重组进程。如果发行新债券,则应附加一项类似布雷迪债券的担保条款。

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将欠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纳入重组进程,就像2005年对低收入国家所做的那样。

应成首要讨论事项

鉴于那些重债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所欠债务中有很大比例来自这些机构,因此可能有必要将其涵盖在内。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须确保有稳定的发展援助流入来弥补这两类机构的损失。

此外,由于新的官方贷款人(尤其是中国)的出现以及与债券不同的各种债务合同(包括对私人投资者的担保)的兴起,传统的官方债权人与私人债权人之间的区分变得更加复杂。未来的“汇总”必须包括所有债务。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涵盖私人和官方债权人所有债务的全球债务登记册,以确保公平的债权人待遇并提高透明度。

最后,为缓解未来的债务危机,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都建议,广泛采用根据经济状况或大宗商品价格来调整收益的国家状况变动型债券。这将在经济衰退时减轻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压力。

如果国际社会不将这一问题置于其议程的中心位置,那些过度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无法获得所需的减免。

债务重组应成为今年里约热内卢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和2025年在西班牙举行的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首要政策优先事项。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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