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本田善彦

二战后爆发国共内战，随后中国共产党建政，“中华民国”迁台，导致日本与台北、北京之间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国府”（即“中华民国”政府）欲与东京签战后和约，另方面日本为了经商想与中国大陆交流。台北前驻日外交官林金茎称美国决定中日关系。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的特命全权代表河田烈和“中华民国”外长叶公超在台北宾馆签订“日本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平和条约”（日华平和条约／中日和平条约），日中双方法律上的战争状态至此正式结束，同年8月5日双方换文生效。

签署该和约的同一天，《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跨出重返国际社会的首步。

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与同盟国签署《降伏文书》，二战正式结束。

1947年3月17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称据目前世界形势，开始商讨对日讲和的时机已成熟，呼吁英、法、苏、中等对日早订和约，国府开始着手对日和约的相关业务。

美介入国共内战

但当年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来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中华民国”迁台。

大陆易帜不久后，韩战爆发，美国和中共分别参战，美国在台海介入国共内战，巩固两岸分裂的态势，国际间对应由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或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存有争议。

再来，当时统治香港的英国与中共接近，1950年初承认北京政府，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发生不少变化。

1950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处理对日讲和事务，跟国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日方施压，要求日相吉田茂与“国府”签订和约，并务必让日华和约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妥。

翌年6月14日，美英商定对日和约，中国将不列入联署国，蒋中正发表声明，强调其抗日最早，牺牲沉重，贡献最大，对日和约如无其参加，将加深远东局势混乱，且其为联合国承认之合法政府，任何含歧视性条件均不接受。

顾维钧与杜勒斯该月底谈日中讲和议题，杜勒斯主张“双边和约”在多边和约后签订。

美施压日与国府签约

日中之间和约签订前，英国曾建议让日本自行决定与北京政府签约。

但美国主张先请“国府”自行决定与日本商讨和约，并只适用于任何一方现在与将来“实际控制”下的领土，然后再分别向日、英双方游说施压，使日本在多国和约生效前，即开始与“国府”谈判双边和约。

其实日本与“国府”之间，早在1950年签订贸易协定，1951年11月在台北设立日方的在外事务所（Overseas Office），前外交部连络局长的木村四郎七担任所长。

此时，日本的态度也引起不少推测，日相吉田茂于1951年10月时称，“若中共要求我方在上海设置驻外办事处，为了通商，我方可以设置”，“我国现有权选择与谁谈和，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和中国的情形，还有他们与我国将来之关系，故不拟仓猝决定。”

因外传吉田曾和杜勒斯有过“与国府缔结双边和约”的谅解，吉田的这些言论使“国府”失望，外长叶公超立即约见美驻华大使蓝钦并警告：“若吉田长此以往，则和约业已完全失败。”

美国务院特使杜勒斯12月访日与吉田会晤，吉田后于该月24日致函杜勒斯称：“日本政府希望与‘国府’建立邦交，准备缔结恢复正常关系的条约，该条约适用于国府现在统治或将来进入其统治下的一切领土，日本无意与中共政权签定双边条约，并将遵照联合国决议对中共政权采取措施等。”

此封书简被称为“（第一次）吉田书简”。

和约英语介词之争

但在日中和谈过程中，因台北“国府”亟需以和约巩固其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日本却要求“国府”在和约上作出实质性让步，外传谈判曾几度濒临破裂。

河田烈和叶公超之间也有过十分尖锐的交锋，特别在和约适用范围的英语翻译上，双方的立场一直都存在着既微妙又有根本性的鸿沟，日方主张“应适用于现今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or）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但“国府”主张使用“及（and）”，仅仅对一个英语连词解释的不同，却显示着日华双方对大陆中共政权的认知和定位之差别。

蒋中正答应部分妥协

在双方绝不退让的情况之下，叶公超向蒋中正请示，传蒋氏怕错过时机，答应部分妥协，但立法院和监察院很可能不接受这些说辞，因此议事录加上“我方理解将or一词可解释为and”，让它勉强过关。

在旧金山的多国和约生效前的7个半小时，在美国强力斡旋下，日本和“国府”签订双边和约。蒋中正接见河田烈，寄语日本朝野，共建东亚和平。

对于《旧金山和约》，苏联拒签，北京也质疑其合法性和有效性。由此看得出来，日华和约所产生的日中双边关系有着先天性的脆弱和不确定性。

1952年8月2日，和约即将生效，总统府资政张群代表蒋中正前往日本，见证两国邦谊。

战后日本第一任驻华大使芳泽谦吉赴台履新，他曾为犬养毅内阁外相，战前任驻华使节颇久，在回忆录里写道：“抵达台北后，见到不少北京时代以来的老友（张群、何应钦、陈诚、以及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等人），在执行职务时颇有帮助。”

“国府”方面也任命董显光为驻日大使。

日本和“国府”之间，好不容易签订和约，日制物资和电影正式输进台湾，双边的贸易规模和往来次数也逐年扩长，但日华之间的认知和双方社会之氛围还是有些微妙的落差。

台民撕毁日国旗

在签订和约的前一年，日方在台北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不满日本的民众撕毁在场地悬挂的日本国旗，这是台湾光复后首次发生。

此后，“国府”赶紧解释“签订和约前，不能公然升日本国旗，但此次的展览是我方同意举办，麦克阿瑟总司令也在支持，特别允许升旗。但因情况变了，不得不降”，事后蒋中正接见共60名日方人士，逐一握手致意。

日方也欲与中国大陆建立工商关系，继续摸索双边管道。

日本跟大陆之间的贸易是在1949年底获得盟军总部的许可而开始，直至1952年，以日本左派势力为核心的促进通商活动声势浩大，签订和约的6天前，在日本成立“日中贸易促进会议”，接着遂有帆足计等3名左派议员借参加会议之名出国，并经由莫斯科秘访北京，于6月1日签订相互出进口额各3000万英镑（下同，约1.62亿令吉）的“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乃为“民间协定贸易”的开始。

1953年，韩战的停战协定成立后，本来经济受惠于韩战而增长的日本，经济变得不景气，在众、参两院议员300人的“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的主导下，该年7月通过“关于日中贸易促进的决议”。

北京借此加强对日攻势，邀请当年日方执政党、自由党国会议员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代表团前往大陆，于10月底签订“第二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

台警惕日与大陆交往

面对日本和大陆之间的民间交往逐步扩大，“国府”提高警惕，一再警告日本：“共匪若允对日贸易，亦必附有政治条款，以便进行其渗透工作、颠覆活动。”虽“国府”和日本右派政客反对，日本和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持续地成长，1955年双方签订“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

所定的商品和金额仍然与以往的相同，但亦附带关于互相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双方代表处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中华民国”驻日使馆向日本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由于给予外交官特权的条款表面化，日方最终不许设置中方的驻日通商代表部。

1956年6月2日，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是“中华民国”建立以来，首次接待时任日相。

“国府”对于岸信介访华表示谢意，指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为总统特使，并于翌年9月16日以国宾身分访日，天皇接见张群，并与日方朝野重要人士晤谈，日华双边的表层关系看似还算稳定。

但日本民间和中方的互动持续扩大，1958年2月底，日本钢铁代表团在北京缔结了2亿英镑的“钢铁5年贸易协定”。

随后，“第4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也在3月5日于北京签订。

该协定再度列了设立通商代表部，并在“备忘录”中规定：“对该代表处人员给予各种方便和特权，以及准予悬挂五星红旗等项。”

“国府”对日本提出抗议的同时，试图透过美国对日施压，日方虽否定承认北京政府的意图，但“国府”对此仍表不满。

但到了5月2日，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一名极右分子将悬挂在长崎的邮票剪纸展览会中的五星红旗扯下来）。

之后，中方立即断绝既有的对日沟通机制，同时重整对日交涉管道。

中日民间贸易变官方认可

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因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过程导致国内抗议浪潮而请辞，继任者池田勇人交代对陆关系时称“以前瞻态度并保持弹性地跟对方打交道”，于是中方由周恩来向日本提示“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这是要让过去的“民间贸易”升级至官方认可的高度。

1961年9月，自民党左派领袖松村谦三和周恩来之间对于“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加以确认，并以此为基础，由高碕达之助与廖承志在翌年11月签订“觉书（备忘录）贸易”（取廖和高碕二人英文字头称之为“LT贸易”）。

“政治三原则”是：不敌视北京政府，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北京政府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

虽“国府”强烈反对，但池田内阁对“LT贸易”表示支持。

1963年8月，池田内阁批准仓敷嫘萦公司对大陆出口分期付款的维尼龙工厂建立设备，决定由输出入银行给予200万美元（约873万令吉）的融资周转，因该银行是日本国家金融机构，“国府”视之为超越了民间贸易，立即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停止进行。

但池田内阁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通过继续推动此案。另外，池田跟美媒透露“‘国府’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等看法，对此“国府”决定召回驻日大使张厉生，以表对日本的抗议。

周鸿庆投台失败风暴

此时，一宗事件让局面雪上加霜，该年10月，来自大陆的“油压机械考察团”结束在日本行程准备返回大陆时，团员周鸿庆欲前往“国府”使馆寻求政治庇护，误入苏联驻日使馆，苏联使馆将周交给日警，“国府”驻日使馆即与日方联系愿接周回台北，但日方最终将欲投奔“国府”的周鸿庆遣返大陆，史称“周鸿庆事件”。

目睹日方的处理态度，“国府”极度愤慨，引致日华关系曾传出一度濒临断交。

1964年1月，因法国承认北京政府，“国府”宣布对法断交，台北方面也意识到修复对日关系的必要性，日方亦欲缓和僵局。

吉田茂三晤蒋中正

池田请吉田茂以个人身份访台，与蒋中正三度促膝会晤。“国府”将会谈记录整理为一份协议，内容包括日本反对两个中国等“中共对策要纲案”，这份协议由该年4月的“（第二次）吉田书简”加以确认，重申日方对“国府”的友好态度，“国府”将它视为和约的补充文件。

后来，佐藤内阁任期的8年间，日华双边关系表面上相对地稳定，这段期间，佐藤曾访台，时任防长蒋经国也访日。

双方的正面往来也活络，但围绕“国府”的国际环境却趋于严峻。

克逊访华震撼全球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逊宣布基辛格秘访北京与周恩来会谈，连他自己也接受了中共的邀请，将于翌年访问北京。

“尼克逊冲击”震撼了全世界，接着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终有结论，“国府”宣布退出联合国。

此时，佐藤内阁相关人士也展开与北京接触，得知此动向的“国府”也感到忧虑。

而在1972年7月，佐藤内阁画下了句点，日华邦谊也要迎接最后局面。

当年日本国内如何看待纵横交错的日中关系？前《每日新闻》台北支局长若菜正义生前称：“一般百姓自然不反对与‘国府’维持邦交，但亦认为应与统治大陆的政府有往来管道。

“尤其是工商界人士，渴望建立稳定、合理的通商关系。”

日本左右派对国共选边站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日本国内，尤其是左派阵营里，支持中共的声浪相当大。

特别是在全球左翼“进步”思想魅力发射光芒的年代，日本的左翼阵营也意气风发，舆论普遍也将台北的“国府”视为反动的右翼。

支持台北的“自由中国”，还是支持北京的“新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透过这种粗糙的二分法来表态。日本的左右两派展开政治斗争的同时，亦不得不在国共之间选边站。

日人普遍倾向国府

蒋中正和“国府”在老一辈日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复杂又特殊，他们原本跟“国府”打过仗，战时日本政府把蒋氏和重庆的“国府”彻底妖魔化，对蒋抱有敌意和戒心。

但很多人亲身经历过战败的凄惨，明白上述只是日本大内宣，特别在战后，苏共控制了大陆东北和朝鲜北部，很多日本士兵和居民吃尽苦头，有些回不了日本，不少人客死异乡；相对地，在华南和华中、以及台湾地区向“国府”投降的日本士兵，其遣送之路相对安全和顺畅。

多数日人目睹此差距，亲身经验使得他们对“国府”拥有一股亲切感。

“以德报怨”虽是1950年代后期“国府”惯用的对日政治宣传，但日方因为具有以上的具体经历，以右派为主的不少日人情感上也倾向支持“国府”，公开感恩的人也不少。

若菜正义说：“经过国共内战，‘国府’失守大陆，日方也无法长期忽视统治中国大陆的政府（中共）。日华和约是法理上让日本和中国之间战争关系终结的。

“20年后的1972年，日本跟大陆当局谈判建立外交关系时，因日本站在法理上不可能跟中国签订第二次和约的立场，所以才会有邦交正常化的概念。”

中日关系被美掌控

前驻日代表的“国府”外交官林金茎曾向我说：“战后的中日关系可以说一直被美国掌控于股掌之上，中日关系也就是美日关系，同时也等于中美关系。”

林金茎指出：“究其根源，其实美国一直摆荡在台北和北京之间，而战后一直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的日本政府，也不可能走跟美国选择不同的路。

“但是，从吉田茂的时代开始，大家就知道其实日本想和大陆建交。我方对于这件事也心知肚明。结果，战后日本的对中外交，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摆荡了20年。”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