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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从《山路》
到《人间杂志》

《人间》是我大学毕业离台那年底在台北冒现的纪实摄影与报道文学杂志,以黑白照片的强烈风格与对底层庶民、暗黑角落的关怀散发动人的力量与反抗的声音,“为弱小者代言”。

《山路》(〈山路〉、〈铃铛花〉)可以说是陈映真的最后一批小说力作。这么说是因为读 《云·华盛顿大楼系列》、〈万商帝君〉时竟觉得难以卒读,后来的《赵南栋》也写得颇散漫,支节岐路多,作者好像拿“赵南栋”这样的角色没办法,而且显然在赵庆云(一个“远行归来”的父亲)的“山路”故事,与赵尔平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之间摇摆不定。



再后来的陈映真小说,例如〈忠孝公园〉、〈归乡〉、〈夜雾〉我就没认真看了。

《赵南栋》是1987年出版的书;那时陈映真的书已多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了。前一年中秋,台风临来前夕,我拖着一个大行李箱到台北车站,搭上南下的国光号,赶在那个还没风吹雨打的黄昏,抵达赵南栋离家出走后与风尘女子嫚丽同居的那座边城高雄。从此就变成了南国之人。

那些年,故乡的国家笼罩在“茅草事件”的政治低气压中,旅居地台湾也山雨欲来风满楼,解严的号角终于吹起来了。一个像我这样的城里的小知识分子,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看的是《当代》、复刊的《文星》与《人间》这些人文杂志。有时也到大仁路的银行骑楼看看党外杂志与写真集封面,那是女神们频频写真的年代,而李敖的“千秋评论”也混杂其间,颇有结合两者的味道。

纪实摄影与报道文学杂志

《人间》是我大学毕业离台那年底在台北冒现的纪实摄影与报道文学杂志,以黑白照片的强烈风格与对底层庶民、暗黑角落的关怀散发动人的力量与反抗的声音,“为弱小者代言”(陈映真写樋口健二摄影作品短文的题目),也是杂志创刊词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的实践。



抵达高雄后,某个深秋的夜晚,我在高雄火车站对面的书摊买了我的第一本《人间》杂志,回到宿舍翻着翻着,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名《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心头浮起一股莫名的感动,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一本充满淑世精神与人道情怀的杂志,何况我一直喜欢风格强烈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去划拨订阅一年。

一年后,我并没有续订《人间》,可能在暗夜里没有看到应许的星星吧。

《人间》杂志

《人间》杂志共刊47期

那些年更多的剧变与断裂接二连三到来。在文化方面,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从地下到地上在台湾上岸,阿城、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王安忆等新时期小说家的书也狂风暴雨地登陆。对我来说,那有若一个华语电影与文学新世界的“发现”,十分震奋人心。那阵子更常看的杂志是《文星》。

到了1989年,北京的天安门学生运动爆发、被暴力镇压、学运分子流亡海外,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路线大溃败。我忘了《人间》有没有或如何报道那场学运。

学运3个月后,《人间》杂志停刊了,共出刊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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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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