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杰

一带一路出现意外的创新力效应，更宽广的视野与发展平台，瞄准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刺激全球参与的国家追求创新，互补互联，颠覆了原有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雅万高铁、克罗地亚的海峡大桥、尼泊尔的光纤电缆、智利天文台、希腊的自动化码头等基建，到移动支付、网商平台和打通全球的物流，造就了一带一路的创新型经济，提供“全球公共品”，让穷国跨越科技和发展鸿沟。

一带一路意外地出现了创新力效应，因为更宽广的视野与发展平台，瞄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刺激全球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追求创新，互补互联，颠覆了原有的游戏规则，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雅万高铁、克罗地亚的海峡大桥、尼泊尔的光纤电缆、希腊的自动化码头等基建，到移动支付、网商平台和打通全球的物流，造就了一带一路的创新型经济，提供“全球公共品”，让穷国跨越科技和发展鸿沟，甚至可以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全球公共品（Public Goods）是指一些现代社会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利，如环保的青山绿水、互联网、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疫苗以及追求经济发展的权利。

一带一路的弯道超车，包括了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北斗卫星、高速铁路、隧道、桥梁的建设，都胜过西方先进国。

换道超车的例子，则包括了移动支付、短视频如抖音等，在全球有17亿用户。

非洲移动支付奇迹

中国深圳制造的传音（tecno）手机因价廉物美而在非洲成为第一品牌，市占率最高，激发了当地“手机银行”的金融革命，改变了当地的经济运作。根据国际电讯业的市场统计，现在非洲的移动支付占了全球（除中国以外）约五成的移动支付帐户，如今，“手机银行”（mobile banking）在非洲极为流行，虽然还有很多只是建基于简单的SMS通讯系统，但是对于约一半没有身份证也因此没有银行户口的非洲人来说，这是对他们天翻地覆的改变，而没有中国的制造技术，这些都恐怕不会发生。

科研技术的成果正在不断改善很多穷国人民的生活和环境。尼泊尔的电讯网络打通了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和交流，卢旺达“让全部学校接通互联网”，中国为埃塞俄比亚首发射的首颗人造卫星，用于监察埃塞俄比亚“种植两百亿棵树”的庞大绿化计划，都是中国科技造福第三世界发展的案例。

很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发生的创新，如果没有中国手机都难以普及，如在肯尼亚的“WeFarm”是一个由手机网络构成的网上农民知识交流系统，在10年间用户增至100万，更外传至南美多国，这些虽然难以全部都被载入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直接成就，但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外溢、中国式创新国际化的成果。

在冠病爆发以后，中国为全球100多国提供了近20亿剂疫苗，加上协助建造非洲多个疾病预防中心，“医疗一带一路”协助解决了缠绕第三世界许久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是除了国家层级的援助以外，西方的科技创新亦需要透过中国制造业的能力来降低成本、实现市场化。如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底下就有一个项目，要为完全没有水管的偏远地区建造卫生的厕所，解决在第三世界极为严重的排泄物污染食水的问题，还发明了一种可以从排泄物提取足够水份用于冲厕的革命性技术，但是造价高达1万美元以上，结果要在中国举行工展会，让中国工厂试图压低成本。

中国创新井喷成长

10年来，中国经历了科技创新的巨变，大量不可预期的新科技深刻地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微信支付系统的出现将网络经济彻底普及化，加上政府大力建设基建、打通全国高铁网络，打破商业之间的地理距离。10年来，手机变成了智能手机，华为更成了5.5G的领军企业，2011年才出现的微信在短短10年之间成为了集支付系统、社交网络、通讯软件、短视频、公众号于一身的“超级APP”，也支撑了中国现代的创新体系，使到中国网络、数字经济爆发，规模全球第二。抖音海外用户突破17亿，它的数据进一步被希音（Shein）有效运用，在美国揭起了“即时时尚”（real time fashion）的风潮。中国科技的发展环环相扣，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创新型经济。

高质量的创新发展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题和动力，背后是中国民企的井喷式成长。“一带一路”白皮书亦指出，“一带一路”要“遵从市场规律，通过市场化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并强调“企业是主体，政府主要发挥构建平台、创立机制、引导政策的作用”。

在中国铺天盖地的基建下，如今在非洲有超过1万家中国企业，累计产出约1兆美元的经济价值。中国网商亦向世界展示了超大型物联网所创造的巨大经济潜能，建构了21世纪的全球供应链，对推动经济全球化有重大贡献。从风靡印尼的蜜雪冰城，到华为及小米价廉物美的手机让全球数以十亿计的人得以参与现代知识型经济体系，中国企业出海和中国科技的外溢协同效应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提供发展条件

中国透过庞大制造业和建造业体系，将很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提供的发展经济必要条件，包括基建、交通、物流、通信、医疗、能源等，提供给没有资本能力的小国，部分地解决了全球南方欠缺发展而被“分而治之”的问题，带动了全球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东盟和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协议RCEP，或将来的非洲大陆自贸区（AfCFTA）。这些发展的必要条件，如公共卫生、运输网络、互联网等，同时也是供给一国之内多人、甚至是所有市民享用的，在此泛称为“全球公有品”。（见框文）

地缘政治上，“一带一路”同时平衡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更有发展世界经济“大后方”的意图，“以边缘包围中心”，另辟新径、换道超车：不只是粗放式发展，GDP要赶超美日，更要成为了世界格局的塑造者，建构新型多边主义国际关系，即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344号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也肯定了中国在塑造国际秩序上的地位。而根据中国官方的“一带一路”白皮书（今年10月10日发布）：“共建‘一带一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搭建了实践平台、提供了实践路径，推动美好愿景不断落地落实，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公共产品。”

打破华盛顿共识神话

这使得“一带一路”有别于西方施加于第三世界的发展模式，IMF和世界银行的“华盛顿共识”忽略在地情况，对南美、非洲国家以债务条款施加“结构调整计划”（SAPs），但实际上未能有效推动工业化，反而变相把全球南方当成是工业原料、贵金属的供应地（非洲经济学家称之为extractive economy），忽视基建、民生等发展。以联合国在非洲最高单位前领导人洛普（见本期专访文章）的话来形容，SAPs在非洲“只是创造了更多债务、拖延了工业发展、恶化了社会条件、加剧了贫穷问题，动摇了政治稳定性”。

中国从自身的发展经验明白到“路通财通”的道理，在欧亚大陆、非洲、南美大幅兴建港口、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为小国穷国铺设了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不少评论家把“一带一路”形容为中国的“全球基建计划”，包括东南亚的泛亚铁路、印尼的雅万铁路、以色列的海法港、德国汉堡港、克罗地亚大桥，甚至远至非洲的蒙内铁路和由中国出资援建的非洲联盟总部等，都可见到中国工程的身影，背后的建设主体是受国家补贴的国有企业，将此前因欠缺基建而被分隔开来的区域经济结合起来，联动发展。

可以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外溢效应，借用了历史上对丝绸之路的形象，尝试把全人类、全世界结合起来。虽然“一带一路”并不只限于第三世界，但是实际上对“一带一路”需求最大、接受度最高的就是第三世界。

总结优点与短板

然而，当第三世界从中国的经济奇迹看到新兴经济体成功摆脱贫穷、实现工业发展的可能的同时，他们也密切关注中国面临的挑战，但有别于西方媒体把这些高速发展的代价夸大为“中国崩溃论”，第三世界思想家更关心的问题是：在参考“中国模式”时，如何避免中国出现的短板？如中国经济学家温铁军就曾提出知名的“三农”问题，指在改革开放后农业、农村、农民面临贫富悬殊、发展倾斜之问题。对第三世界来说，这种坦诚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不只具有理论层面的价值，更是有助于他们思考自身社会的发展路向，尤其是当农业仍占了非洲近半的劳动力。

非洲版本的“农业问题”的提出者是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专家萨姆·莫约（Sam Moyo），在《21世纪的农业问题》中他指出，过去的发展模式总是想“把农民变成工人”、认为“农业是落后，工业才是进步”，但是农业问题在被长时间殖民的第三世界同时也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当大资本利用垄断性金融的优势在全球南方大范围圈地、压榨小农收益成为难以改变的现实，打破土地垄断就成为了国家走上独立自主之路的必要条件，因此农业问题并不是“过时”的问题，反而是小国重新夺回生产自主权的战场前线。

记者在2016年参加广州市社科院合办的“一带一路”学术论坛时，遇上了莫约的学术拍档、巴西政治经济学者帕丽斯·耶罗斯（Paris Yeros），他在广州时呼吁“一带一路”要回归到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当地称亚非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团结精神，方能将小国联合起来联动发展。其实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上的思想雏形。

打造命运共同体气场

隔了一个月后，记者随他到了津巴布韦参与当地的土地改革学术研讨会，观察当地农民在土改后的生活实况，聆听他们从佃农到小农的转变经历，以及面对西方制裁的打压。令人惊讶的是，与会者逾半以上是来自非洲各地的农业专家，甚至有印尼、印度、巴西的学术团队和日本外交部的研究员出席，他们也对自己国家的土地被大资本收购、小农因为生计被逼成为“合约农民”的趋势深感忧虑，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正透过法律和资本延续加纳革命家恩克玛鲁所提出“分而治之”、“经济殖民”的新殖民主义。因此会上的坦桑尼亚学者亦提出，要以“泛非主义”的团结气场对抗被分裂的格局。

但是，这种团结共同体的气场产生的感染力远超越“泛非主义”的“非洲”本身，很多与会的研究员是亚洲人或是南美人，他们都是因为从莫约的研究上看到解决自己国家问题的希望，因此就来到了津巴布韦。其实不管叫什么名字，如“一带一路”官方称的“丝路精神”、或耶罗斯口中的“万隆精神”、甚至是抽象的“泛亚精神”，背后都是来源自于文明交流、经验交流，然后面对具体的发展问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2018年，记者再次回到津巴布韦时，耶罗斯在演讲中说到，过去数百年，资本主义从来都是结合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拓展，没有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只是一个仅持存了50年的实验，并且实验结果未明。特别是，没有人能预测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制度比拼”最终会走向何种结局。

前路还有很多未知，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之下，大家看到团结的身影，或许这是属于人类对抗未知的方法。

10月17至18日，140多国代表到北京参与“一带一路”论坛，凝聚人类团结的精神，展现创新力效应。 

改变全球公共品定义 

传统经济学下的“公共品”概念非常狭窄，只包含水、空气等之类的基本生存需要，但在现代世界，任何国家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权要得到满足，需要更多的必要条件，比如网络，从生存与发展权的角度看，这些必要条件也应是必要的“全球公共品”。

中国所提供的发展必要条件，如公共卫生、运输网络、互联网等，这种产品在经济学上被分类为“非纯粹私有品”。传统经济学定义“非纯粹私有品”分3类，包括“集团品”，如互联网、公共交通，只是属于个别群体（如：某国市民、付费人士），具有排他性。另一类“非纯粹私有品”是具竞争性的“共有品”，亦可作“公共池资源”，虽然大家都可以享用，但是大概就是你争我夺的游戏，如灌溉系统、化石能源等等。其余才算是“全球公共品”，既不排斥他人使用，亦非竞争关系，如国防、免费电视等。

但一带一路将“集团品”的排他性大幅下降，如在接通多个公路以后，建构出来的运输网络同时具备跨国、跨集团的性质，并非意图创造“人为稀缺”，模糊了“集团品”和“全球公共品”之间的界线。

同时，透过拒绝零和游戏思维，一带一路很多建设发挥了合作共羸的效能，利益团体并不是互相之间争夺公共池的资源，而是一起把蛋糕做大，大幅减少“共有品”的竞争性，因此又模糊了“共有品”和“全球公共品”之间的界线。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