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马来亚的森林

    

《And The Rain My Drink》封面。

韩素音(Han Suyin)的长篇小说《And the Rain My Drink》/《餐风饮露》在马来西亚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这个林德/蓝德口中“只有森林”的马来亚,在小说里头的时间,已是“紧急状态已经宣布5年了”;换成历史时间,即1952~1953年,韩素音写作小说的年代。换句话说,韩素音随梁康伯赴马的年代,已不是“马来亚风光到处都是……”(“马来亚没有四季,出生的东西疯狂的长……”[页16])的年代,她一来到新山,马来亚就已是紧急状态的第5年,看到的是:



左边粉墙的房子,铁丝网,坚固的铁丝网突出屋顶以上……。我们踏上了一条沙路,下边停着几辆装甲车,车里坐着手握轻机关枪的警察,威风凛凛,令人害怕,这就是战又非战和又非和的马来亚”。(页17-18)

“这就是战又非战和又非和”貌似“冷战”的定义。然而“马来亚紧急状态”并非冷战,而是打着非战争名义的战争,那是马来亚人民解放军与英殖民政府军之间的内战。吊诡的是,战争还没有结束,马来亚就在1957年8月独立了。紧急状态要到这个英国殖地独立3年后,1960年7月,才告终止。

森林即是敌人的象征

小说开始不久,“马来亚的森林”即是“敌人”的象征。一群印度妇女挥着镰刀砍伐路旁的草木,以免两边的“森林侵近路旁”。叙说者眼中的丛林树木巨大枝叶茂密,城市空间是“从森林里开辟出来的空地,而且很容易又变成森林”(页13)。接着叙说者宣称:“这是敌人……”。表面上说的是人与自然间的战争,其实暗喻森林里的敌人。同样的,稍后林德提到海上走私时,作者写道:“紧急状态已经宣布了五年了,子弹与手榴弹,手巾,胶布,鞋,纸,墨水,香烟,都仍旧日夜不断的由新加坡走私运入马来亚的森林”(页17),写的是马来亚共产党人走私武器与民生用品进入森林,因为在马来亚,“森林中的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有别于英国殖民政府的“紧急状态”官方说法,韩素音在这里的用词为“森林中的战争”;她借用林德嘲笑白人官员陆克·戴维斯(Luke Davis)的口吻讽刺“白种人为了那森林中的战争工作艰苦而繁重”(页18)。

不明白为什么到里边去?



森林的象徴意义到了阿梅出现更为明显。就某种意义来说《餐风饮露》是阿梅/小云的故事,“阿梅是第234号的敌俘,在森林战中俘虏的同志……”,叙说者说。阿梅的“头发没有烫,因为她是森林里出来的,所以是苦行者……”(页20)。“森林里的人”或“里边的人”在小说中指的就是马来亚共产党人。白人警官陆克说“我不明白她真正为什么到里边去?”他不明白阿梅为什么会走入森林,成为马共。陆克的问题也是这本小说所提出来的问题。

──重读《餐风饮露》之二

*小说引文引自李星可译文。

张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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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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