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禄铭:外来人口涌入太快
捷运难解“城市噩梦”

胡禄铭(右)认为,兴建捷运轻快铁延长线等解决堵车,实为治标不治本,旁为洪文杰。

(吉隆坡17日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上台后,期许通过兴建捷运(MRT)、轻快铁延长线等解决堵车、人口密集等“城市噩梦”,然而安邦智库认为,此举事倍功半、治标不治本。

安邦智库(Anbound)大马首席代表胡禄铭博士在圆桌会议上说,大马与中国在城镇化方面,面对类似的问题,如堵车、人口密集、污染、治安、物价高涨等,而且城市人民对政府的日渐不满,缘于上述日常的生活遭遇。

他说,欧美的城市发展过程超过80年,然而大马与中国的城镇化是在过去30年左右进行,许多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

他提出,尽管纳吉进行建捷运等城市转型措施,然而仍解决不了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的速度,远比政府处理问题的速度,要快得多。

“欧美国家用80年慢慢解决这种问题,还有很多人口在乡间,没有大量涌入城市。”

他提到,许多从外地涌入城市的“假城市人”,实际上是过着不属于城市人水平的生活,连体面的房子和工作都不符合真正城市人的标准。若不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为这些人找到较好的工作,这将会冲击国家稳定。

分散行业缓解首都压力

安邦智库马来西亚代表洪文杰之后也补充,中国《“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借此分散首都的功能,也按照不同的领域需求,让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社区,而不是金融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服务、医疗等功能都集中在首都。

“比如将北京市政府转移到通州,根据行业类别、功能,分散到北京郊外的地方,如此这般舒缓北京市中心的拥堵,也能借此发展当地的经济,如房屋业、旅游业等。”

他们也认为,目前尽管设立捷运、轻快铁延长线,然而吉隆坡市中心依然过度集中,尽管捷运的许多车站都是设在住宅区,然而工作地点依旧聚集在市中心,大家只是从堵车变成了“堵人”。

胡禄铭也提出,若按照京津冀的做法,我国可以让部分行业集中在目前的二、三线城市,如怡保、金宝等地,此举除了能缓解首都的压力,更有利计划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和发展。

他认为,若通过这样的模式,吉隆坡可以会继续扮演首都角色,而居住在吉隆坡的人民也可以更舒适,对于政治上而言,也可以降低人民对执政者的不满。

他说,若参考这样的模式,以后怡保等地的外地人,并不一定要涌入吉隆坡工作,因为怡保本身将会有自己的功能,吉隆坡也有本身的功能,加上在三、四线地区创造工作机会,也可以解决所谓的“城市噩梦”。

建大道不如改善铁路

洪文杰也说,捷运、东海岸铁路计划、隆新高铁等工程,都可以看到是大马在1985年设立国产车以来,一个政策上的转变,不再维持过去为了推动国产车销量而兴建大道的做法,改修铁路。

他说,兴建大道本身最终还是耗时耗力,不能解决城镇化的问题,反而是铁路这方面能有所改变。

胡禄铭补充,若是兴建大道,其实大家最终还是必须住在首都内,否则每日来回就耗费许多时间。

根据中国过去20年兴建铁路的经验,投资铁路的金额若提升1%,国内生产总值将能增加0.88%,而若国内生产总值提升1%,也可以推动铁路建设1.117%,属于一个相互相生的状况。

洪文杰:致人民币国际化中方产能过剩“送大礼”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率团访华取得良好成绩,中国最大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马来西亚代表提出,中方“送大礼”行动也显示两项因素,包括中国的确有产能过剩的情况,而其次则是借此机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安邦智库大马代表洪文杰说,除了纳吉访华获得1400亿的“大礼”,其实之前许多国家领导如菲律宾总统杜特蒂、俄罗斯、巴基斯坦领导访华时也获得许多项目、投资等大礼。他说,若从中国方面来看,这也是中国方面就一带一路工作的推进。

洪文杰说,若仔细观察,可发现中国输出的多是过剩资源,如钢铁、新能源技术等,属于中国本身发展也用不完的资源。

“此外,他们在送这些工程出去时,也送钱出去,就是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走势。”

他说,这种与外国通过人民币的交易,对于人民币的走势是有所帮助。

国企主导一带一路

他也分析说,若观察纳吉访华期间所见证的投资或合作合约签署,不难发现中国方面还是以国企作为主导,鲜少有民间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交流。

“马来西亚方面签约的很多是私人企业,但是他们过来投资都还是以国企为主。”

安邦智库大马首席代表胡禄铭博士周四率领大马代表洪文杰、研究院谢祥锦及黄桂香和本地中文媒体召开圆桌会议,针对纳吉访华相关课题发表见解。

“走出去”需了解当地民情

谈到中国国企“走出去”,洪文杰指这涵盖三个阶段,首先是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代的“盲目走出去”,第二阶段则是“我以为对你好,人家却不这么觉得”,而第三阶段则是一带一路阶段,中国国企需了解民情风俗。

他说,在首阶段因为不懂游戏规则,也导致中国方面容易受到掌握游戏规则的势力的惩罚,而2009年后,国资委也进行多项调整,只有符合资格的公司能够保留下来。

第二阶段是在国资委的改革后,中国由强大国企走出去,然而却面对丢了很多资金来进行大型计划,然而民间反响不佳,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胡禄铭也补充说,就曾发生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的项目,在研究员刚视察完后,当晚就被爆炸。

在此后,安邦智库也向中国官方提出,国企走出国门,也必须要了解当地人究竟想要些什么?而不是只是“做好人”。

除了拿合约还得做很多

洪文杰说,中国国企在第三阶段走出去前,也就需要研究究竟当地民众较喜欢和不喜欢什么,确保投入的资金有成果。

他说,中国转向第三阶段属于无痛转型,而不像日本企业在70年代的有痛转型,因为日本当时大肆投资,被东南亚国家觉得抢夺他们的就业机会、商业集会,而出现遭到破坏的情况。75年后日方改变策略,推出许多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活动,才通过软实力的方式让东南亚人民改观。

“所以现在中资企业过来,你可以看到他们除了拿合约,也会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当然做得够不够还需要衡量,但这个是个转型的开始。”

他说,因为目前中资如中交建才刚取得一些大合约,因此还不知道他们在这方面究竟要如何运作。

他也说,当地政府不能够一昧地觉得“你们进来投资就好了”,而应该考虑应对外资进来后可能影响的状况、产生的问题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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