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先生搬出“文学、人类学与四重证据”，证明熊才是古代东亚大陆的神，以此推翻我们向来引以为豪的“龙的传人”的说法。

此言一出，难免引发争议。中国评论员郭元鹏直斥叶先生的言论“是科学名义的虚伪表达”。在郭先生看来，中华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仅仅是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因此对其进行“考古调查”是毫无意义的做法。

我们暂且搁置他们的争论，先搞清楚中华民族在龙的身上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怀？有人认为龙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团结统一的过程，而中华民族恰恰是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而“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的说法则暗含着对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成为民族英雄的期许。

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如果单是从对动物“物格”的特点归纳作为民族象征义的话，“熊”也并非一无是处。研究资料显示，熊的性格温和，但是在面对敌人攻击或为了保护幼崽的时候，它可以发挥出极强的战斗力和杀伤力，这和中华民族一向倡导贯彻的“国强不霸”、“中庸之道”的政治文化理念是相通的。

坚持正确原则态度

歌曲《我的祖国》唱道：“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关键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坚持正确的原则态度。不亢不卑，不霸道但也不软弱。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可贵品质。

其次，熊食性很杂，既吃青草、嫰枝芽、坚果，也到溪边捕捉蛙、蟹和鱼。食性杂说明适应能力强，比较能够接受不同的事物。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中国社会是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神州之大，大在能容；中华之贵，贵在能和。用熊食性杂的特点来形容中华民族的气度雅量、中华文化的包罗万象，也还不至于完全失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强调一点，我并不是要声援叶先生、支持中华民族是“熊的传人”的说法。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固然可以用龙的某些特点来解释中华民族的某些长处，但这并不意味着熊所具有的特征就一定无法概括“伟大的中华民族”。

如果真要寄托情感的话，世间万物能充作喻体的恐怕不在少数。因此，我们既应该肯定“龙的传人”的说法在凝聚中华民族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也无须对“熊的传人”的提出者穷追猛打。不要认定叶先生的言论是有意亵渎辱骂中华民族，他只是通过自身的研究学识，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对此言论的批评，只要态度冷静持平一些，不动辄上纲上线，打出“民族大义”、“国家存亡”这种压死人的标题，我想都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