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退休指标/陈金阙
公积金局近来动作频频,除了新设立的i-公积金以外,重新允许会员提款投资海外基金,是颇让人意外的,因为首相一直鼓励国人把钱从海外汇回国内。
不过,海外投资不一定比本土强,其中汇率风险尤其要注意,因此我们对这项建议保持中立。
接下来,公积金局宣布调整55岁最低基本存款目标,从之前的19万6800令吉调高到22万8000令吉,我们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距离上次调整,又过了3年,而我们的退休生活水平,已静悄悄的提高。
人民是善忘的,我们已经忘记,公积金局曾在2014年说过,会每三年对最低养老金的标准进行检讨和调整,很快的,三年一晃而过,公积金局坐言起行,修改了之前所拟定的退休存款(见表)。
我们可以见到,这次调整,除了年轻会员提高1000至2000令吉,接下来的会员基本存款大约调高10至15%。
也就是说,公积金局大约是依通胀率3至5%的标准来调整存款率。
这和之前的(55岁)基本存款从12万令吉突然调高到19.68万令吉相比,似乎是吸取了经验和市场的反应,不至于让我们对它的调整程序摸不着头脑。
话虽如此,公积金局对新的标准,也发布了一番论述。
料再提升最低存款
其中,55岁的养老金标准,其实是从之前的820令吉提升到950令吉,如果我们推算回去,以950 x 12 x 20,就是22.8万令吉,这是考虑到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以及公务员最低养老金的标准而设定。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如此每三年评估一次,公积金局的最低存款一定会一再提升。
这对越来越依赖公积金来做投资的信托基金市场,无疑是严峻的挑战,因为符合资格以提出来投资的会员,会相应减少。
目前的信托基金市场,以公积金来作投资,相比现金投资比例已经相应增加,这是因为以现金作投资的顾客面对更多投资管道,而以公积金存款来投资的顾客,一来享有较低的服务费,二来不满足于公积金表现,希望多元化投资,进而得到高于公积金的回报率。
别随意提款
但是,随着公积金局循序提高门槛,这些投资者将有存款存放于公积金局里,不能随意提出。
当然,投资在信托基金,不代表一定比公积金的回酬率好,这显然很考会员的决策能力。
个人觉得,公积金除了消极地以提高最低存款来限制会员的提款,其实可以更积极地设立标准。来筛选符合资格的信托基金名单。
就如将该名单以表现优异和稳定性分成3至4个阶级,对那些连续几年处于不及格表现的基金发出警告,或禁止会员再投资于该基金,直到基金表现获得改善或提升到第一、第二等级时方才解禁。
这样将可以让会员更加容易知道基金的素质,同时自我警惕,而不是胡乱被基金代理员牵着鼻子走。
2017年的调整多了一项修改,即符合最低存款的会员,每次提出款项从20%提高到30%。
那些对信托基金有信心又符合资格的会员,无疑是更大的鼓励。
不过,对于达不到最低存款的会员,这项修改其实无际于事,因为没钱可提也,局长!
蔡兆生倡一年期合约延用资深人力 助企业灵活调配资源

蔡兆生:延迟退休须审慎推行 认同保留资深人力有助经济转型。
(关丹26日讯)中总副总会长兼彭亨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斯里蔡兆生指出,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的建议,反映市场对资深人力的真实需求,彭亨中总对此不持反对意见,反而认同经验丰富的人才对国家经济转型是关键的。
他发文告说,对于已达退休年龄但仍希望继续工作的员工,雇主可考虑与其签署一年期的特定合约,这种方式既尊重个人意愿,也让企业在人力资源安排上更具弹性,是一种双赢、稳妥的做法。
“站在雇主立场,我们欢迎那些有意愿与能力继续贡献的员工留下来。他们的经验、稳定性及判断力,是企业难以替代的资产。”
他也强调,若政府决定延迟退休,必须同步推出完善配套,包括调整雇主与雇员的公积金供款机制、强化高龄员工的职场健康管理制度,以及落实更具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员工可按个人情况选择全职、半职或延迟退休。
他指出,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动不能只以纾解养老金压力为出发点,而应从更宏观角度看待其人力资源优化功能。“合理延迟退休,一方面能让年长者持续创造收入与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
然而,他也提醒,相关政策不能“一刀切”,必须考量各行业与阶层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对体力劳动者而言,延迟退休可能会带来健康与安全上的负担。
“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基层员工,若被要求延后退休,可能对健康造成更大风险,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加以区分。”
他指出,若大批员工延迟退休,可能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影响职场新旧交替,进而抑制整体社会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因此,确保青年有足够就业机会同样不可忽视。
“此外,大马许多低收入群体的公积金存款偏低,一旦延迟退休制度推行,却未同步强化公积金制度,恐让部分群体陷入‘被迫继续工作’,而非‘选择继续工作’的困境。”
在医疗层面,蔡兆生也提醒,政府必须正视高龄劳动人口可能带来的健康挑战。
“若年长员工身体状况欠佳却仍需工作,势必增加医疗支出与公共卫生系统的负担。”
他呼吁政府在决策前应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包括劳工团体、中小企业、公务与专业组织,以及退休人士的真实声音,确保政策更具包容性与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