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艾德加·爱伦·坡——
没有他就没有推理小说

张锦忠

西方文学史上有推理小说此文类,乃因为艾德加·坡在1841年“写”了〈墨戈街谋杀案〉,在《葛汉杂志》刊载,赚了一笔稿费,也开启了私家侦探、“谁干的”、密室谋杀等推理小说模题的先机。

1811年春夏之交,某日凌晨,巴黎的墨戈街某陋巷某旧宅,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为一对母女;女儿尸体倒挂烟囱,母亲横死屋外,身首几近异处,死状十分恐怖。屋内一片凌乱,但钱财宝物并未损失,房间里面上锁,现场留下的是一个“谁干的”(whodunit)疑团。



换成我们这个“膻色腥新闻”充斥的年代,报纸可能会打出“神秘艳尸案”的标体,不过在19世纪中叶,那天的《论坛报》晚报的标题是“惊天大谋杀”。

凶手害命而未谋财,作案动机不明,警方与全巴黎的人都认为那是悬案。

说“全巴黎的人”当然是夸饰修辞,应该说“除了杜邦与另一个巴黎人——”。

1841年,杜邦——C·欧古司特·杜邦先生与他的“朋友”(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说者)在美国作家艾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墨戈街谋杀案〉中粉墨登场,办起案来,迅速找出这起非比寻常的凶杀事件究竟是“谁干的”。

喜欢书的人赁屋同住



杜邦是叙说者在蒙马特街的图书馆认识的法国友人,两个喜欢书的人一见如故,遂在圣热尔曼区赁屋同住。杜邦既有推理力,又有创造力(他说每个人胸口都有一扇窗;他可以从窗外看尽他人的心思),而且乐在其中。 

叙说者深为友人的分析力与想像力所折服,于是讲了这个“真实故事”来证明杜邦观察入微,推理力超强。换句话说,这篇小说讲的不是墨戈街那桩惊天双尸案,而是杜邦如何展现分析力与想像力,轻而易举地破案。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不是从“18__年春夏之交,我旅居巴黎,认识了一位C· 欧古司特·杜邦先生……”开始,而是开宗明义即大谈分析力与观察力的作用。

倒是杜邦解开了谜题,讲了一个《论坛报》记者没讲的〈墨戈街谋杀案〉故事,他才是小说中的“说故事的人”。而为了证明他的推论神准,杜邦还略施小计,让“另一个巴黎人”登场,讲个真相大白的故事。因此,这个操巴黎口音的水手也是小说中的“说故事的人”。

小说中有好几个〈墨戈街谋杀案〉文本,其中一个出自《论坛报》记者手笔。记者也可说是小说中的〈墨戈街谋杀案〉的作者。不过,这几个文本的结尾都是悬案,其作用在引导读者走向歧路,让读者跟警方一样一筹莫展。不过,“记者”也露了一点馅:“此案果真是一桩谋杀案的话——”。细心的读者会问道:它可能不是谋杀案吗? 

“发明”推理小说

那么,艾德加·爱伦·坡呢?

他当然是〈墨戈街谋杀案〉的作者,而且没有他就没有推理小说——他“发明”了推理小说这个文类。

西方文学史上有推理小说此文类,乃因为艾德加·坡在1841年“写”了〈墨戈街谋杀案〉,在《葛汉杂志》(Graham’s Magazine)刊载,赚了一笔稿费,也开启了私家侦探、“谁干的”、密室谋杀等推理小说模题的先机。当然,没有艾德加·爱伦·坡,也就没有日本推理小说家“江户川乱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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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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