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混合房贷可行吗?/陈金阙

有人提出结合银行贷款和发展商贷款,例如80%:20%,可能解决购屋者不能完全获得银行贷款的难题,而多供的款项不多。

例如上期表中,我们重新运算,以80%(40万令吉)获4.5%年利贷款;20%(10万令吉)获发展商以8%利息贷款,所得如表下:



即是说,这类安排,借贷者需每月供期2762令吉,比之前(50万4.5%利息)的2533令吉,多付229令吉“罢了”。

这种差不多先生的心态,的确要不得。因为这个229令吉,30年下来,多付了8万2440令吉,这可不是小数目。

同样的,业者建议以40年贷款期取代最长35年贷款期,用的字眼也是少付若干数额,让贷款者有能力负担,这是欺凌小市民不会复利运算的伎俩,所幸国家银行明察秋毫,断然拒绝,不然日后小市民将陷入钱更加不够用的窘境。

写到这里,有读者问道,小陈那个例子,是不是说明市场恶性循环之下,小市民永远追不上房屋的涨幅?问得的确有道理。



如果拿小陈的屋子来做例子,之前我说过,2000年买价20万,2014年涨至60万,涨了3倍,循序推算,2020年,屋价起到80万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以房贷利息和屋价做参考,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轨迹。

小陈买的是二手屋子,如果追溯回它初推出的1990年,新屋售价9万8000令吉,也就是说,10年(1990-2000)屋价起了一倍;那段时期的贷款利息约在9%左右。

令吉竞争力减弱

按72法则来算,9%的利息,8年就倍增,事实上其屋价在1996-1997年左右已经涨到150%,只是97风暴后屋价垮下来,让小陈捡了便宜。

从2000年到2010年,房贷利息约是6%左右,因此,小陈购屋之后,虽然屋价不久后回弹,但是之后没有大涨,和贷款利息减低的情形前后呼应。

到了2012-2014年,利息进一步降至4%左右,但是游资过多,许多人相信买屋保值,导致城市地区屋价反而大涨。

另外,令吉竞争力大不如前,原料成本大起,也是背后推手之一。

严格来说,不只令吉竞争力大不如前,国内的平均薪资,也不能随着跨时代而调高,2010年代的某些领域(如会计、工程师等)新人薪资,竟然和2000年代大同小异,试问首购族怎能追上房屋的涨势呢?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高收入国、先进国、发展中国家优惠、教育政策、劳工政策还有永远拥挤的公务员政策,千丝万缕,有许多政府不能解决,也不愿承认的问题,剖析起来,实难以一概全。

发展商利字当头

政治人物向来观点模糊,我国的政治文化更不见有那个议员会为自己说错话负责,因此,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自己的财务状况,而不能跟随议员“差不多“的态度,吃了暗亏也不知道。

房屋发展商利字当头,普遍上其资金运转的利率在6%以上,房屋计划利润在10%至20%以上,要他们以低于利润(即所谓“公道”的8%)的贷款促成购屋者的梦想,除非背后有更诱人的原因,否则,何必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解决方案有吗?有的,政府近两年来打房,已经成功让飞天的推介价冷却,无疑给小市民一个购买“屋有所值“的机会。这要看政府的意志有多坚定,或者发展商的持久力有多强。

依我看,政府沉醉于2020年高收入国政策,应该不能忍受房价崩溃,经济倒退的打击,所以,牺牲弱势市民利益,无视国行的房贷家债警报,在所难免;小陈在2000年逮着的那个机会,在2010年没有来临,在2020年可能也不复返,只能自求多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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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消化过剩产能 中国力推“以旧换新”政策

(华盛顿16日讯)美国财长叶伦近日在访中时警告,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威胁。

为了消化过剩产能,北京当局日前推出“以旧换新”政策,但有分析指出,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家庭和企业收入缩水的情况下,缺乏诱因来买新家电、新车或更新设备等;此外,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债台高筑,无力负担“以旧换新:所需的财源。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要求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中国国务院3月也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但中国财经部落客指出,在中国当下经济不景气,居民收入水准较低,房贷压力大,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的情况下,仅靠以旧换新措施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多通路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

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表示:“我认识一些企业家,他们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因为中国企业日益走向国有化,连民营企业都想卖掉,怎么可能更新设备?至于消费端,跟房地产行业相关,只有买了新房子才会买新的冰箱、洗衣机、空调这些耐用品,平常不可能随意去更新,因为他们觉得没有诱因。”

官媒《央视》报道,在中央发出指令后,中国14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部署组织在全国开展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消费品以旧换新。

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表示:“文件出来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财政支出。国家和地方能够拿出的资金额度是没有明确的,特别是中央财政能拿出多少钱来。”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指出,中国若以公权力方式介入经济政策,例如修改使用年限等规定,强制要求机械设备折旧,企业就算现况不佳,碍于法规被迫更新设备;所以,相关政策会有一定效果,但效果有限。

“(以旧换新政策)看起来是带动了去库存,解决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无法真的吸收。因为经济下行还强迫更新设备,有些民间的中小企业干脆直接关门”。

中国推动大规模的以旧换新政策,少不了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助。陈松兴指出,去年中国债务(包括家庭、企业与政府)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攀升至287.8%,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增加了1倍以上;如今,中国希望抑制债务成长,如果要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更换,钱要从谁的口袋掏出?

他说,中国“地方政府其实已经没有钱,很多地方政府恐怕接近破产。要地方政府出钱,他们肯定不干,必须由中央补贴地方”

新闻来源:自由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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