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黄家定:有助建设一带一路
马中应加强“数码经济”合作

2016年09月19日
午宴结束后，所有与会者于中国大饭店前合影。前排左起杨天培、诺儒查曼、杨元庆、锺廷森、黄家定、姜增伟、戴良业、刘瑞裕、陈金龙、马吉德及卢成全。

（北京18日讯）马中商务理事会主席丹斯里黄家定说，马中除了在传统的贸易领域继续深化合作之外，也必须加强重视“数码经济”方面的合作。

他说，中国的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百度等科技品牌早已家喻户晓，对全球资讯工艺的发展影响巨大。



“若马中两国深化‘数码经济’合作，可以弥补传统贸易领域的不足，减低全球经济放缓的冲击，对建设一带一路可起到正面的作用。 ”

他说，马中商务理事会和中国贸促会也针对马中两国的商业仲裁事务达致合作共识。

黄家定率50人赴京

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马中商务理事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贸促会）将于明日在北京举办“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年度会议”，以推动和促进马中的经贸发展。 

也是首相对华特使黄家定率领约50名具有代表性的马来西亚代表团，包括马中商务理事会理事、中华总商会（中总）核心领导赴北京，今日获贸促会会长姜增伟设午宴款待。



大马代表团成员包括中总总会长拿督戴良业、永久名誉总会长丹斯里锺廷森、副总会长拿督刘瑞裕、马中商务理事会理事拿督马吉德、丹斯里杨元庆、拿督赛诺儒查曼、拿督陈金龙、马来西亚驻北京经济参赞施志光等。

黄家定表示，马中商务理事会与中国贸促会早于2002年就成为对接的合作单位，贸促会每年率领中企代表到马来西亚时，都会和马中商务理事会对接合作。

“这一次马中商务理事会和大马中总的核心领导到北京与贸促会深化合作机制，将有效促进马中两国的经贸关系。 ”

官商民间合作“五通”效力无远弗届

黄家定指，马中商务理事会具备政府平台和官方背景，可扮演“政策沟通”的桥梁角色；中总则是大马历史最悠久、最具权威地位和代表性的华商组织，在大马民间和工商界广受认可，因此可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同”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他说，一带一路框架强调“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马中商务理事会、中总和中国贸促会互相配合，一起联手，将使马中的“五通”发挥巨大效力。 

姜增伟：应加强农业合作

姜增伟在午宴开始前与黄家定会面，他表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两国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的阶段，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马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的潜能非常巨大。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人口众多，市场庞大，消费需求高。”

他认为中马两国继续推进和深化两国贸易，尤其是农业和农产品方面的合作，将为两国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好处。 

姜增伟指出，为了显示他对中马贸易的重视，他准备于2017年亲率具有代表性和实力的代表团到马来西亚访问，以便针对马中两国的重要经贸课题交换意见并达到共识。 

大马是回教世界模范

姜增伟说，他曾陪同中国重要领导人出访多个国家，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在访问中东国家时，不时听到当地人民对马来西亚在清真食品和回教金融领域方面的称誉，并被视为回教世界的模范。

他认为中国企业可借助马来西亚的战略平台和地理优势，协助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军中东市场，深化彼此之间的经贸合作。 

马中商务理事会将与吉隆坡区域仲裁中心（KLCRA)推动与中国贸促会的合作，因为越来越多的中资到马来西亚投资和马来西亚商家到中国投资时，无可避免会遇到众多商业纠纷，因此设立一个双方官方都认可、具有效率的仲裁中心，对于马中双方的企业都有益处。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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