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单脚掷界的勇气

旅居新加坡期间,曾经问翁弦尉,为什么那么多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到新加坡求学,然后留下来工作和生活。他的答案,现在我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可是,在书中,文字随着他的《第二张脸》开展,我竟然获得了一个像现实那样复杂多变像网一般的答案,或许,一言难尽的事情,只能以一本书去盛载。

应该如何介入这本书,这张脸?在第一张脸,第一种语言,和第二张脸,第二语或更多种语言之间,阅读的人不得不准备吸一口气,紧缩身子,挤进一种身分和另一种身分,一张脸和另一张脸的缝隙之间,并且具备在那里停留的勇气。界,在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在一种身分和另一种身分之间,离开不了,也回不去了,就留在一处和另一处之接合点,这才比较接近真正的状况。



揭露光秃的头皮

作者似乎并不惧怕,甚至勇于揭示这种像牙齿敏感时令人浑身打颤的状况,例如〈第二张脸〉中,那片光秃的头皮,坦露的头皮,以及停驻在其上的目光,还有看不到头皮的本人,内心被那片荒芜所充满,头皮的不足,也是生命和欲求的短缺,如何跟这种荒凉共处,或许就是凭籍着陌生人剩余的善意——理发店内的华裔妇人理发师,一边细心剪发一边犹如心理治疗一般旳谈话和安抚。

而散文,本来就是一种吸引读者,以为笔下所写都是“真有其事”的形式,然而文字被一旦写出来,又如何能脱离虚构的痕迹?从身体至关系,叙事角度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徘徊,在自述和倾诉之间不断转换,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往往由事不关己的观众,亳无先兆地成了窥视者。而作者倾说的对象,是“你”还是作者本人?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写作的人都知道,在书写中,任何看似私密和个人的事情,都是关于探索的表演,读者要考虑的反而是,面对着这样的表演,该如何自处。

“你”的角度不断转换,几乎耗尽了26个英文字母,最疏离的符号,却埋着最难以启齿的情感,因此,距离才有其必要。他既是她,也可能是他,躲藏在“界”之中,没有这处或那处的规条,原始的真相,才能有曝光的机会。

“我是谁”漫长旅程



语言的界线,又如何跨越?毕竟舌头总是本能地发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声音,但那声音毕竟在自己的自主以外,还有更多。在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想要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母语,有时并非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七月流火〉中,“我”为了中文而作出的种种挣扎和争取,跨出了别人觉得“我”应该如何的边界,一旦越了界,“我是谁”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那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而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标示着微妙的差距。〈在破晓的尽头——雨雪纷飞〉的“我”在暂居的国度,到达地球的另一端,在那里遇见暂居地的友人,受到体贴而热情的相待,另一天,跟原居地的同乡相聚,疲惫冰冷却比雪夜更难熬。

或许,真正的自己,跟护照上的身分总是相反,籍贯并不总是一个国家,更真实的情况是,那只是一道狭窄的边界,而且只能单脚站立,得耗尽一切力气保持平衡,才不致从高处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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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历史

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真实。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旦走过,便成为昨天的痕迹。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即使是一块石头,也有它自己的历史存在。你无法阻止历史的流转,也无法改变历史。



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第九章提到了关于“诗”与“历史”的区别,并说明“诗”比“历史”真实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所谓“诗”,在那个历史环境里就是“文学”的总称。

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历史和诗,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叙述已经发生的事’,‘一个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也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诗比历史真实。”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却没有最后的历史。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在每一个阶段的生命过程中,经过的与错过的,都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走入历史,但是人永远不知道你和她,他和你,最后的最后会构成什么样的风景。为了美丽的回忆,善待与宽容是必要的。

人与人的相遇、相知、相惜,就是生命历史的建构过程,你走进他人的生命,他人走入你的世界,都会成为生命的历史,这历史将丰富你和他的生命,将会成为彼此生命中的美丽风景。

文学守护你的心灵,而历史则过滤你的心灵。自己的一生不但是历史,也是文学。你让谁走入你的生命,你就会建构什么样的人生风景,你选择什么样的风景,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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