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者呈英雄 大马不良文化/郑明炎

向来,当某人因刑事举动违反法律而被提控于法庭时,当事人都会有担忧惶恐,以及羞怕社会藐视眼光而有面带亏咎的不安。

近来,是否因为大马在步入21 世纪的当儿,被提控者可以自以为是地摒弃惶恐不安现象文化,而表现出不怕被提控或是当局错误提控的英雄形象?

在报章上频频看到被提控者在步出法庭后的嚣张,不可一世的神态和目中无人的举动,似乎是已经断定当局胡乱以及错误提控,又或者是想摆脱被提控的羞丑而刻意示威一番?

回想一群闯入神圣槟州立法议会的流氓行为,基于政治因素,被提控者在一大批支持者变态呼叫的护送下步入法庭面控,这些违反法律者被授之英雄欢呼,难道政治可以误导法律的运行,捣乱社会的秩序?这是否在鼓动违法?

双重标准对待违法者

相比社运分子阿当阿里(Adam Adli)在发出煽动言论以鼓吹用暴力推翻宪法下合法政府时,在法庭面控的冷清孤独场面,似乎同样的违反法律者却因双重标准的残酷,有者被摒弃藐视,而另者却被当做英雄乎?

吉隆坡刘蝶广场的骚乱事件,手机偷窃案主角在面控后步出法庭之际,被其律师举起手面对记者的画面,似乎摆出一个误导人们的胜利形象,被控者已“胜利”,还是法律错误提控这个“清白”之人?

超越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被提控者,在法庭面控之际,皆有非政府组织在法庭外集会声援,也会有律师公会发声提出国民有执行言论集会自由权利的呼唤,以及批评政府打压自由权利,似乎国民在执行自由权利的当儿,可以超越和凌驾法律的运行。

误导对自由权利认知

非政府组织也好,律师公会也罢,不应有误导国民对自由权利和法律运行的应有平衡认知。

法庭提控是基于足够证据而运行,被提控者被赋予机会在法庭提出疑点来推翻提控。在法庭还没有做出裁决之前,任何的示强举动,误导性的胜利动作,不怕被提控的意识形态,皆是不良文化,有藐视法律和法庭的效应。

(作者为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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