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叶尔肯

上合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中吉乌签署铁路合作协议，震动欧亚地缘秩序，牵一发而动全身。吉尔吉斯内部政治未统一，贯穿南北之铁路能缓解国内南北精英集团间对峙局面。

早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峰会）召开之前，具有26年“酝酿史”的中吉乌铁路就已和中国领导人此次先哈后乌式外访紧密相连，成为撒马尔罕峰会的焦点。

其中，撒马尔罕峰会框架下的中俄元首会谈与伊朗“入盟”进程作为决定欧亚大陆政局未来走向的关键性地缘重大事件不仅可重塑以里海为中心的区域权力平衡，而且还可进一步同时推动区域不同走向的交通一体化发展趋势，对于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影响深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于9月15日在撒马尔罕国宾馆举行万众瞩目的双边会谈当天，哈萨克inbusiness.kz网站率先援引总统办公厅消息称，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框架下，相关各方签署了就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吉尔吉斯段开展合作的协议。

事后，通过吉尔吉斯总统府新闻中心所公布的相关资讯不难看出，签署上述中吉乌铁路建设专案的所谓“相关各方”实则是指吉尔吉斯交通部长奥索耶夫、乌兹别克交通部长马赫卡莫夫和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即专案实际落实方，而非其“利益相关各方”。

设工作组加强运输合作

上合组织8国交通部长曾在5月11日聚集乌兹别克西部重镇希瓦，召开所属成员国之第9次交通部长会议，并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发展互联互通和建立高效运输走廊的合作构想》草案，其目的是为未来撒马尔罕峰会框架下即将要达成的区域交通一体化相关构想之实施铺平道路。

为此，与会成员国还决定成立一个特设工作组，以便协调加强上合组织国家在运输领域间的多边合作，消除跨境运输过程中的阻碍和困难，研究编写现有区域问题之相关可行性解决报告。

以此为基础，根据峰会期间所达成的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之吉尔吉斯段合作协定，各方将共同协助顺利完成吐尔尕特（吉方纳伦州阿特巴什区西南部与中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西北部交界处）—阿尔帕（吉方纳伦州阿特巴什区西北部）—马克马尔（吉方贾拉拉巴德州托古兹—托罗区中部）—贾拉拉巴德（吉方贾拉拉巴德州东南部与乌方安集延州库尔干铁佩区东北部交界处）铁路线组合所需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并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第一设计勘察院负责完成，各方应给予积极配合及支持，其完成截止日期不迟于2023年6月1日，换言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实现历史性突破。

吉尔吉斯兵家必争

被称之为中吉乌铁路项目之核心国的吉尔吉斯位于中亚七河地区南部吉尔吉斯阿拉套山脉至河中地区东部帕米尔—阿赖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呈北宽南窄的倒三角形。

自此北上可长驱直入七河流域之核心地带，南下可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东呼罗珊，西进可通往河中费尔干纳盆地，东进可入塔里木盆地以西喀什葛尔地区，可谓丝路咽喉要道，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

得中亚者得天下

自古有云：“得七河者得河中，得河中者得中亚，得中亚者得天下。”分别连接东欧、远东及中亚的东西走向之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南北走向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及其分支是构筑欧亚“核心区”地缘秩序的战略根基，同时也是俄属“巨人之脊椎骨”，其中连接中亚河中与俄国西伯利亚的七河地区则是关键战略枢纽。

吉尔吉斯现有之互不相连的铁路体系作为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延续与外里海铁路的末端，其所属北部铁路线自东向西连接哈萨克铁路网，进而直达里海以北俄罗斯，而南部“四点式”铁路线则紧连吉乌边界线，自东向西可直达里海以南的土库曼。

不难看出，占吉尔吉斯全国铁路总规模五分之四的北方铁路线虽看似为东西走向铁路，但实则恰恰相反，属与俄哈一脉相承的南北走向铁路，唯独互不相连的南部“四点式”铁路线才是名副其实的东西走向铁路。因此对中国而言，吉尔吉斯北方铁路依旧是一带一路倡议之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组成部分，对接的始终都是南北走向的欧亚经济联盟之俄属铁路网，而非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无论如何，对陆权大国或强国而言，唯独构建四通八达的铁路体系才可为上述大国崛起之梦及其所需圆梦之道“铺平道路”。

对俄罗斯而言，西伯利亚大地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际范围现阶段虽仅限于俄罗斯联邦之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但“实质范围”却完全取决于俄罗斯民族的帝国主义“疆域观”，而非现有之地缘政治格局。

吉尔吉斯北部七河地区作为沙俄及苏俄时期所属“镇守重地”之一，其地缘政治、经济及战略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涵盖哈萨克东南三州一市和吉尔吉斯北部五州一市的七河不仅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以西伯利亚为主轴的欧亚草原铁路体系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区域任何相关板块势力的进入均会触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战略对抗，进而引发欧亚大陆的“群雄逐鹿”之势。

吉国借铁路统合国内

吉尔吉斯是一个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受制于内部因素的政治产物，其内部自主选择空间极为有限。

加之，人口规模较少，国土资源短缺，迫使其依靠外部投资进一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吉尔吉斯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组织，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与法制建设，将本国经济自由度提高至中亚第一。

地形崎岖基设匮乏

但由于吉尔吉斯山地众多，地形崎岖，工业化水准偏低，基础设施匮乏，导致投资成本与风险大幅增加，放缓了其内部交通一体化进程，进而加大了民族国家构建的难度。吉尔吉斯急需一条能够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以便缓解南北精英集团间对峙的局面，成功将其利益整合统一，实现协同发展。

独立之后的吉尔吉斯政治精英结构呈现出民族化、地方化、部族化与家族化的趋势，每一轮革命与民族冲突都直接反映吉尔吉斯内部各政治派系精英对权力和资源的争夺。

各地政治家族通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纽带牢牢控制地方权力机构，并且垄断其经济资源，以此增强政治实力与区域认同，使其权力关系合法化。

南北斗争左右互搏

吉尔吉斯地方政治精英根据民族传统地缘势力格局与周边实力对等且利益相同的精英团体结盟，联合各方势力，建立一个能够抗衡中央或另一个地方集团的精英共同体，以便维护现有既得利益，并逐步进入权力核心。

长期以来，吉尔吉斯政治精英始终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与政体，但却频繁遭遇挫折。其主要原因是脆弱的国家经济和中央政府，以及强大的地方政府与外部势力。吉尔吉斯权力斗争以南北对峙的形式呈现，即南北部族集团间的博弈。

北部左右两翼与南部内属部族间近30年的权力争夺并未彻底分裂吉尔吉斯社会。内外压力、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及特殊的民族纽带关系将各部族凝聚在一起，坚持统一的国家发展方针，坚定维护吉尔吉斯的独立与完整。

北思想开放南保守

但在制定与执行过程当中各方对新政的态度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吉尔吉斯北部地方与哈萨克—俄罗斯连为一体，所以吉尔吉斯左右两翼均倾向于与北部邻国维持传统政经关系，巩固自身的工业及运输主导地位。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内属部族受犬牙交错的边界及历史文化的影响更倾向于争取南方河中各国，力图打破现有格局。

文化方面，北方左右两翼属草原文化，思想开放，俄罗斯化程度较深，其中右翼以正统自居，势力最大。相反，南方内属部族属农耕文化，趋于保守，历史上与河中腹地间的渊源较深，意识形态方面深受回教的影响。

左翼发挥中间力量

吉尔吉斯权力斗争表面上看是南北对峙，但实质上是右翼与南方内属集团间的对抗，而左翼则是两大势力角逐过程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中间力量。

在吉尔吉斯特殊的三角政治格局中，左翼在重大危机过后愈合吉尔吉斯的政治分歧创伤，充当过渡政府的角色，实施改革，尽可能地化解内部压力，直至完成新的权力平衡。

由此可见，左翼集团自身并不具备独霸全局的实力，但却可左右全局。因此，左翼集团是境外势力努力拉拢的对象。

对哈萨克而言，吉尔吉斯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国家，视其为核心战略利益之一，并且在首届中亚国家首脑会议上强调过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吉尔吉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之“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亚段大门，其战略意义重大。

对美国而言，吉尔吉斯首先是中亚国家民主转型的样板，其次是新版中亚战略的重要一环，即“中亚—阿富汗—南亚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国势力渗入吉尔吉斯

身处各大国战略核心圈中心的吉尔吉斯借此积极吸收和利用相关外资，大力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各项业务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

但伴随大量资金涌入吉尔吉斯境内的是境外各国势力及其影响力，加大执政集团的实力，打破内部权力平衡，激起其他政治派系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政局动荡与危机。

三次吉尔吉斯革命中，前两次革命均以削弱总统权力为目标，唯独第三次革命是以遏制执政集团独霸议会为目的。

第一次吉尔吉斯革命的内部本质是反集权，外部特征为打破垄断。第二次革命的内部本质是反暴力，外部特征为两极相争。第三次革命的内部本质则是反单边，外部特征为四足鼎立。

第二次革命影响最大

在此过程当中，吉尔吉斯国家权力先由北向南，后再由南向北逐步转移，其中最显著的是右翼的衰弱及内属部族的崛起。

对吉尔吉斯政局影响最大的依旧是第二次革命后由左翼所主导的政体改革，不仅开启了权力争夺的新起点，还将议会选举升格为各方势力的新角斗场。

在此格局之下，中吉乌铁路项目的成败取决于吉尔吉斯外部及内部“三角势力”的演变与相互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