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有人问我
荷花池有没有荷花
——怀滕以鲁老师

张锦忠

滕老师讲戏颇为投入,讲到趣味之处眉飞色舞,显然是懂戏之人,后来才知道他曾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深造,专治戏剧与莎士比亚,留学期间大概看了不少戏。

荷花池有没有荷花,我已不复记得了。那年秋天是我刚到台湾师范大学念书的第一个学期,英语系课多,往往得一早就赶去有荷花池的系馆上本系的课,下午则到普通大楼上“国文”或“中国通史”等课,下课走出教室时暮色就已掩涌过来,难怪我不记得荷花池有没有荷花。



彼时师大英语系以培训国中英文师资为己任,大一课程几乎都是在训练听说读写,要等到大二才有“英国文学史”与“英国小说选读”这两门文学课程。小说课读本老师首选《简爱》,颇不合我的现代主义口味,故兴趣缺缺。

“英国文学史”则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与语言迁徙讲起,然后就是《贝奥武甫》。这门课由滕以鲁老师讲授,滕老师上课多逐段逐句讲解,相当详尽,乃典型的文本细读法。

我的英国文学知识,尤其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也因上滕老师课这门课而打下基础,后来南下边城高雄念硕士班时撰写研究中世纪文学的毕业论文,也就不是偶然了。

讲戏投入

大三那年的“英国文学史”由另一位老师授课,上课多闲话家常,我不耐烦,就翘了大半学年的课,故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与浪漫诗学得不好。那年我原选了一门“戏剧选读”,上了几堂课后觉得无趣就退选了,改请滕老师加签,选他所开戏剧课;他认真严格,故还有名额可加选。



滕老师讲戏颇为投入,讲到趣味之处眉飞色舞,显然是懂戏之人,后来才知道他曾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深造,专治戏剧与莎士比亚,留学期间大概看了不少戏。我在那门课认真读了几出希腊悲剧以降的欧美剧本,也读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遂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哀烂泥”(irony) 。

大三那年滕老师担任我们的班导师,不过那年我课多课外杂务多(如编系学会的《兰园》),不复记得班会活动,大四忙着毕业旅行、教学实习,忙着在去留之间徬徨,然后夏天来了,长长的蝉声响起,我就离开学校了离开台湾了。我毕业的时侯有荷花池的系馆早已拆掉若干年了,新的系馆还没盖好,有人问我荷花池有没有荷花,我已答不上来了。

谦谦君子

后来我又来台念研究所,在许多学术研讨会议场合遇见滕老师,他总是亲切地跟我讲几句话。滕老师一直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脸上总带著温熙的笑容,跟他谈话令人怡然自在。

1993年,滕老师出任师大英语系系主任,1995年,第四届中华民国英美文学学会改选,滕老师众望所归,被推选为理事长,同时也是学会机关刊物《英美文学评论》编辑委员会召集人,并与庄坤良学长共同担任第三期(延至1998年4月出刊)主编,退休后转任文化大学英文系,继续嘉惠学子,为学界服务。

2016年4月14日,滕以鲁老师在台北过世,享年82岁。

——《英美文学评论》编余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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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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