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公共改革
小政府大效率/夏伟文、陈薛卉

大马经济转型中系列238

无组织的士兵将永远无法赢得战争。如果没有适当的指导,工人们将不够充分了解自己的职务。

需要良好制度的不仅是士兵公司或工人们,经济的强与否也取决于制度的好坏。

一个“好”系统(无论是经济、政治或社会)应该有两个不同层面优先级的基本条件。

基本第一层是“强大与高效率”。第二层则是“慈悲”。

一个弱的系统很容易促进贪污、腐败,甚至因为新官上任,而被任意改造的不良恶习。

看看大马的教育体系,特别是中学与大学方面的政策,它们是如何频繁地被改变代替?

然而,我们的标准和效率与国际水平相比较后又是怎样的呢?

看看大马用于打击腐败的系统,为什么金钱政治、洗黑钱、地下活动,甚至高调进行与腐败有关的事件仍未得到解决或直接被“结案”,甚至接二连三地继续发生着?

强大的系统并不能保证高度效率,但微弱系统更永远不会有效或一致的。

“慈悲”是重要的,但应该在设计良好制度时,将其推至次要层面。

就拿父母管教孩子为例子,过度溺爱(慈悲)孩子可能会宠坏他们,造成孩子日后不懂独立的苦恼,苦了孩子也苦了自己。

父母实施适当的惩罚制度以及坚定原则(系统),可能会更有效地教育孩子(经济),并让孩子日后能自力更生。

只有实现高效率之后,该注重的才是关怀或适当的宠爱(慈悲),因为有经济增长的收益与奖励(源于有强大和高效率的系统),政府才能适当慷慨地回馈给人们。

受益于这强大与高效率的人民,将鼎力支持这种系统并协助达到经济繁荣,也让经济能够持续增涨。

3大关联利益

在我们之前的文章(2016年6月20日刊登于同栏目)内,我们强调重塑一个强大和有效率的(经济)系统需要注意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一)促使公平国内竞争的需求,与(二)减少庞大的政府系统(将在这里讨论)。

拥有一个小型政府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利益。

首先,大政府(极端的情况是独裁)的决定通常比自由市场效率较低。

其次,大政府往往会导致腐败、任人唯亲甚至给予某些群体特别待遇,从而使竞争失去公平。

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强烈主张的。

第三,大政府所使用的公共资金可以更好的分配运用,而不是用于负担一个又大型又低效率公共部门的管理费。

英国比其他发达国家在补贴公务员方面的花费更高,但英国其实才花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8%。

部门过大效率不彰

表1显示各国的公共部门规模过大或效率不高,这意味着为了实现如发达国家般的相较数据效率,公共部门的员工需要缩减规模和增加它们在整体经济生产的贡献。

当然,较简单的解决方案是第一个,从大规模政府减小到一个较小型的政府。

大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近三分之一(29.5%)支付工资和给予公务员各种补贴。

这一比例比韩国、澳洲和德国高出近三倍,这是相较于新加坡和美国政府百分比的两倍。

相较之下,英国比其他发达国家在补贴公务员方面的花费更高,但其实才花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8%。

其实,英国在这方面花费比重比较高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数据包含了其中一个较不发达区域,即北爱尔兰。

各国给予公务员的补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例,与各国给予公务员工的补贴占整体政府开支的高总额,是一致的。

行政开销抑制增长

大马的5.80%比泰国和法国为好,与英国略同,然而比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是印尼都显得逊色。

如果国家过度注重行政方面的发展,导致财务分支拨了较多款项至行政开销,那么社会经济上的发展是否将被荒废?

如果经济发展被视为次要,那会不利于促进国家长期增长。

集中资源威胁经济

简单来说,这就像一个大公司的运作,若公司决议花费大部分盈利在行政与管理方面,而疏忽营销、培训和技术发展方面的预算,久而久之,该公司将面临技术方面甚至货品质量问题,这进一步威胁公司的全面运作。

法国在公共部门管理的高开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好案例,这间接显示政府过大,还是低效,或两者兼有。

在英国当前退出欧盟(Brexit)的辩论中曾提及,法国糟糕的经济管理(高失业率和缓慢的GDP增长)是英国用于支持脱欧的论据。

先不谈论欧洲联盟对法国造成的任何影响,表1的统计数据可做为一个“问题”经济的良好指标或预测。

如果我们继续放纵,将太多资源(金钱)投注在公共部门运作,大马的经济前景将会如何?

虽然这情况比几年前已经逐渐改善,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效率表现仍远远落后。

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或至少阻止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糟糕的经济,大马至少需要削减一半公共部门开销。

如果我们一时之间削减一半的公共部门预算,社会方面会不会出现混乱?

若不及时改善,我们是否愿意让庞大的政府部门开支拖累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也许不会是目前政府所想面对的选择。

缩小官僚制更亲商

阿都拉巴达威

为了让大马力争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传导性的商业环境是很重要的,这包括在大马经商的难易程度。

在这方面,前首相敦阿都拉巴达威是应该被赞许的。

通过首相署表现管理与履行单位(PEMANDU),他发起了减少公共服务机构官僚制的改革。

随后,这项改革降低了,不仅仅是消费者和企业等待以所有程序落实的时间,而同时大幅减低企业经营成本。

多亏阿都拉的改革,创办企业(以人均收入的百分比为标准)的成本已经从2014年的27%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6.7%。

即使比例依旧比其他发达国家如新加坡、澳洲、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高,但这已经堪称是一个不错的表现(见表2)。

创业程序也从2005年的10项程序缩减省略到2016年的3项程序。与189个国家相比,大马的经商环境易度”排名在第18。

然而,别开心得太早。如果因为公共部门越来越大而导致其成为一个金融和效率的负担,这一显著的统计数据可能会变得“不堪入目”的。

缩减或引公仆反弹

如果我们把经济以人体解剖学分析,公共部门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它不需要过于庞大或小,但必须以血液(经济活动)有效率地将氧气分发给所有在我们身体的器官(整个经济或国家)。

不幸的是,大马的公共部门太大。

然而,如果政府试图缩减以提高效率,执政政府可能会面临来自公务员极度不满的严重后果,后果可能是国内游行抗议或让执政政府在大选中落选的动荡。

那我们得先定夺马来西亚的公共部门,是否已经大得无法被缩减?

南洋商报官网 | Nanyang Siang Pau Official Website
南洋商报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Copyright 2014-2017 © Nanyang Siang Pau Sdn Bhd(6164-V)
Solution Powered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