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漂鸟的追寻
在美丽的星夜

潘正镭是个早慧诗人,13岁即开始写诗,想必泰戈尔的小诗(或泰戈尔影响下的中文小诗)也是他学诗第一里路的“带路的人”。

2013年适逢孟加拉裔大诗人泰戈尔诞生152周年,新加坡诗人潘正镭再访南亚洲陆,旅游加尔各答、大吉岭、锡金3地,遂有“飞鸟又集”组诗10首,收入诗集《天毯》里头。《飞鸟集》又译《漂鸟集》,为泰戈尔最为华文世界读者所熟悉的两本诗集之一(另一本是《新月集》),也是潘正镭行旅中的读物,诗题〈飞鸟又集〉,自是向这个“摇摇椅上的白大胡子”致敬。



学诗带路的人

潘正镭是个早慧诗人,13岁即开始写诗,想必泰戈尔的小诗(或泰戈尔影响下的中文小诗)也是他学诗第一里路的“带路的人”,故〈泰戈尔故居〉末节诗云:

低吟一首精粹的小诗

不走向您啊

我穿不过殿堂 (页89)



诗的殿堂深深深几许,后来者总是有赖于前代诗人在“美丽的星夜”当“提灯的人”。多年以后的暮色中,潘正镭造访老诗人故居,看见“在日落之边际/老宅的草场上/飞鸟停泊你巨大的肩膀上”。这时的“飞鸟”也可视为“走向”泰戈尔而登堂入室的诗人化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探望更遥远的前方。

这组诗始于〈啊,加尔各答〉,那原是英国剧作家泰南(Kenneth Tynan)1969年的外百老汇前卫剧,在这里却是惊叹之意。在加尔各答,失修城墙令人神伤的古城,却见“脚板一双双洁净”,那是“开向自己的/天窗”(页80);济穷扶贫的“特丽莎修女之家”如泥缝中的劲草,对寒冬苦黎而言,固然是安得棉被千万条,但若有人有“送棉百衲”之举,就有“光彩的去向”。

怃今追昔

旅人如诗人潘正镭,来到北国旧城,难免有“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感,复“因会心而又飞翔”。旅途所见所历,“会心”至关紧要;会心,才有“啊,加尔各答”之叹。明乎此,旅行道途所见一切好坏、美丑、明暗之蜕变,也只是辨证的进行式,有如月亮的节奏。“一株中国茶”移地而成“大吉岭的顶天汤色”也是如此。

除了“不丹行”与“飞鸟又集”二卷,《天毯》集中的卷一也颇多纪行诗,例如同题诗〈天毯〉、〈如城〉、〈一井天空〉、〈炉火〉、〈听音福隆港〉、〈海诗课〉、〈种子〉、〈从井冈山飞登滕王阁〉等,写诗人游台北、马来半岛、海南岛、中国江西、温哥华岛的情怀。马来半岛与新加坡一水之隔,星洲人驱车北上者不少。听音福隆港,实为旧地重游,山路弯曲,“秋之味绕山愈转愈浓”,写的是人生的秋意。蒋捷词〈虞美人〉写的也是“听音”: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潘正镭此诗既纪游也怃今追昔,感叹韶光贱。

诗人从新加坡乘搭丽星邮轮游弋马六甲海峡,在海上读卡瓦菲斯诗集,把海的旅途读成海上诗路(“卡瓦菲斯,你吹拂着诗之浪”)。卡瓦菲斯,即希腊诗人卡瓦菲斯(C. P. Cavafy)。马六甲海峡古老航道的阳光遂和爱琴海蓝天的阳光重叠,两位诗人反覆吟咏的其实还是“时间”:

时间座标往回走

……

读你在时间里反覆的

情和欲,在创世纪

荊棘的桂冠

飞禽的永恒追寻 (页23)

那是“漂鸟”的追寻,也是一堂海诗课。

──初夏读潘正镭诗集《天毯》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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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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