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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在微熹蓝光里

潘正镭诗集《天毯》封面

在不丹,潘正镭迎风、听鸟、过农家、登山、聆雨、看河、挥云手,而“不丹行”组诗以〈安静不因我们离去更安静〉终卷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这组诗写的就是“安静”。

封底为陈瑞献序文

窗外初夏阳光灿烂,读新加坡诗人潘正镭的诗集《天毯》,集中有卷“不丹行”。



1979年,陈瑞献出版《陈瑞献印:瑞献之印或内心刻石》,集中35枚印,乃他观照印石方寸地的“内空之旅”。潘正镭说,那是“陈瑞献摆的石子,步步是道场的生活记录,是一条引你回家的路”。33年后,2012年,潘正镭有不丹之行,他的纪行诗抄中有首〈幸福的石子〉,末二行写道:

幸福的石子,铺着

铺着,来日回家的道途

(《天毯》,页66)

〈幸福的石子〉是一首指涉多重旅程的诗。首先是一个譬喻的旅程:1979年《陈瑞献印》里“摆着石子回家”的譬喻,经过时间之旅,走进33年后的潘正镭诗里。那原是一个童话故事,摆在路上的石子,是小孩逃离魔掌后回家的记号。



昔年戴文治题陈瑞献印诗后作跋,以此童话故事为典,潘正镭1980年读陈瑞献印集的评文即以此典为题。33年后,孩子,早已是壮年人了。诗人潘正镭的身分,早已加上了报人的光环了。

摆着石子回家

诗中的不丹村民在“挂花的车子/……/往南方去”时开始诵经,乃 “在为明天祈祷”,为明天孩子回归北方的家的路祈祷。那是旅人潘正镭所见。诗末所提孩子“来日回家的道途”,他并未见,那还是“摆着石子回家”的譬喻,指向一个莱布尼兹式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

那是旅人潘正镭道途所见。2012年,潘正镭从云起雨落的热带南方北飞,到没有交通号志灯的国度一游(诗中记载不丹国人“最终把史上第一支/交通灯撤除/……回到方向”)。〈幸福的石子〉正是这趟旅程所带回家的一枚幼石。

潘正镭的多年老朋友周维介在诗集跋说潘正镭的“写诗四十余年,他的旅行诗作不多,以组诗的形式创作,更是少有”,这本《天毯》集中恰恰多组诗多旅行诗(我比较爱用“纪行诗”一词),足见诗人南亚行收获之丰硕。

让你听闻天音

在不丹,潘正镭迎风、听鸟、过农家、登山、聆雨、看河、挥云手,而“不丹行”组诗以〈安静不因我们离去更安静〉终卷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这组诗写的就是“安静”。惟其安静,才能体会“幸福在天光里/聆听灵魂的奢侈”(页68),才能听见深呼浅吸、双河交耳、鹿鸣、河岸钟声、雨珠简讯、花开花落、以及“什么话也没说”的话,才能“在微熹蓝光里/让你听闻天音”。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组诗中有首〈尘雨〉:“雨串珠/给雨发个简讯吧/草草草草/雏鸟向母”(页72),令人想起33年前陈瑞献的两枚鸟草辨证之印:〈鸟鸣串珠〉与〈向幼草细说〉。

张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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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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