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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长期停滞渐成真

萨默斯:在经济长期停滞之下,如果仅仅着眼于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注定无力重振经济增长。

从2013年开始,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到处宣扬他的观点:全球经济状况比中央银行家们理解的还要糟糕得多。

他启用了一个尘封已久的“长期停滞”理论来描述世界经济的现状。



这个概念是哈佛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大萧条时期创造的术语,用于形容“夭折的病态复苏,自我实现并导致失业顽疾的经济萧条”。

萨默斯认为,在经济长期停滞之下,如果仅仅着眼于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注定无力重振经济增长。

中央银行需要找到各国政府,强烈要求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形式,实施强大的刺激性财政政策。

在未来一些年,各国可能真的需要思考如何管理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即零水平的名义利率成为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经济活动抑制剂,阻碍全球经济发挥潜能。

其实,萨默斯以宗教般热情到处推广的看法,在更早时就已有人提出类似的担忧。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就提出预言,“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大概会延烧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流动性陷阱

陈功当时表示,现在全球经济形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通货紧缩,一个是全面降息。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现在没有人认真谈论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依我看这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陷阱。你可以降息,不断的降息,但推动不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也提高不了居民收入,所以消费终究还是上不去,经济增长依然停顿。这样的情况,在日本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时间。我看不出理由,美国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经济持续疲弱的十年光景?”。

陈功认为,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恐怕都要有一个持续十年的长期疲弱周期(陈功,《每日经济》,2008年12月24日,总第3334期)。

这一极为超前的悲观预期,正在实践中被逐步应验。

在金融危机发生8年之后,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各种匪夷所思的事: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绝无可能的负利率,已经在欧洲和日本发生;在美国,生产率5%的年增速是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则处于一个令人困惑的、经济减速与资产泡沫共生的困境之中。

按经济的现状,经济危机持续十年似乎指日可待。

1929年爆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到1935年经济全面回升持续了6年,而这一次将比经济大萧条持续更长的时间。

高储蓄低利率资本过剩威胁

全球流动性过剩、宽松货币政策失效,以及极端的负利率政策出台,只是经济长期停滞的表象,导致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还有多种深层原因。

一是在老龄化之下,商品和服务需求长期不足,以及与之相伴的主动储蓄过剩。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倾向于增加储蓄,而人口相对年轻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将面临老龄化危机,同样会增加储蓄。

二是新经济大多是轻资产行业,它们通过开拓利用现存的资产来实现发展,纯信息、不需要厂房建设的软件产业,在现代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三是资本过剩和长期超低利率的存在,导致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不断增加,并且吸引投资者追逐更高的回酬,而不断推高资产价格。

上述几种情况,都会导致传统的投资(基建、教育、能源、工厂等)减少。

归纳起来,经济长期停滞具有的三个明显特征——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极低的利率,以及长期性的需求不足,正在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典型特征。

这意味着,长期经济停滞正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成真。

对于各国政策制订者、企业以及消费者来说,需要对长期经济停滞做好足够的准备。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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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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