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主席丹斯里雷蒙上周投稿《马来邮报》言论版，真心提问我们到底是在口头上反贪，还是实际上反贪。

雷蒙花了近四分之一世纪调查（有时甚至质询当局）施政课题，尤其是反贪。他明确说，重大决策者在聆讯时都很糟糕地强硬。

尖锐的问题是：政府有多大政治决心在实际上反贪？政府是否觉得更有效反贪是意气用事的自残？为何宗教老师和领袖未更积极鼓励甚至奖励，宣扬敬畏神，并对贪污发起斗争或圣战？

雷蒙退休前是公务员，现已81岁。他的议程纯粹是避免大马成为不受控贪污的受害者，是爱国的行动。

有志者事竟成

战后的香港曾经也是贪腐丛生。经济活动蓬勃，公务员薪水跟不上急升的物价，必须滥用职权提高收入。

政府所有服务都有标价，由公务员设计和收取。护士提供被单或非开放时间探访、消防员收了钱才灭火（香港大半是易生火患的贫民窟），警察则向黑帮的非法交易收“保护费”。贪污泛滥，“喝茶钱”文化成为华人社交传统。

最后，香港行动了。广为宣传的廉政公署(ICAC)成立于1974年，它独立于公共服务。ICAC采用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风格和方式，从执法、防范和社会教育3方面制衡。

香港从实质的“瘫痪国”变成反贪模范之都。

我读到，重组后的大马反贪委员会曾拜访ICAC认真学习，尤重于对方的程序标准。

不过，赵明福事件时，盘问室没有安装闭路电视。原因是预算不足！荒谬可笑？ICAC的程序标准强调闭路电视绝对必要，可分析盘问，并作为反驳盘问不当指控的证据。

MACC主席的遴选过程和任期必须彻底检查。人选必须是国家最好的人才，因此必不能局限于公务员。拿督安比嘉等人是绝佳人选。

国会议员当牛马

要有效反贪，必须先站稳严格的“不妥协”立场，必须很实际。部长、副部长、行政议员、国州议员薪水及津贴必须提高至少50%。资源设施必须双倍。卸任后，收入维持至少3年，才开始领退休金。

全职和活跃的政治家就像每周7天服务社会，不必太过理想主义，要求服务者收入微薄。民代实质上是为政党和选区“待命”。他们必须快乐地承受愚昧，因此，他们不必有用“创意方式”补充收入，和担忧卸任后生计的负担。

部长月薪约3万5000令吉是不足的，它应付不了服务中心和许多职责。国会议员月薪1万2000令吉简直是做牛做马，很不合理。看看新加坡给政治家的酬劳如何丰富。在中国，政府不同层级的领导卸任后待遇优厚。他们的人格不必接受没必要的考验。为什么呢？收入相对低，却被赋予分发合约的权力，当被控告贪污时，民代可起诉政府设下贪污陷阱。

公务员收入也必须提高。最终，公共开支的预算仍然更大，因为变更命令让税收增加，且商品和服务成本降低了。私人界顶级执行人员收入高、奖励多，是有原因的。

附笔

读到马六甲州元首敦莫哈末卡立耶谷第四轮册封，我又想起关于槟城和马六甲州元首的社会契约。

独立先贤同意，如果州首长是华裔，州元首就是巫裔。因此，丹斯里王保尼当槟州首长时，敦拉惹乌达则受委州元首(1957-67)，奥斯曼达立当甲州首长时，敦梁宇皋是州元首(1957-63)。

甲州迄今已有10任马来首长，却没有其他华裔再受委州元首。在槟州，林冠英是第四任首长，敦阿都拉曼阿巴斯是第七任马来州元首。或许甲州华裔没有适当人选可考虑，我们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详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