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270亿却削减预算案
消费税去向受关注

想像一下,有一位时常补贴他孩子的父亲。由于孩子挥霍无度,孩子向父亲讨更多的钱。

你认为孩子向父亲讨更多的钱是对的吗?当补贴过少,并不足以生存的时候,这是对的。现在造成愤怒的,并不是要求更多,而是挥霍无度。

把消费税这个课题,置入这个故事中,“父亲”是国民,“孩子”是政府,而“补贴”是税。

政府有其理由,申诉是因为现有缴税的民众太少了。

2014年,首相纳吉指出,10个国民中只有1个缴税。这个比例可以算是“不足以生存”,尤其是在面对好几十年来连续的财政赤字。

无论如何,让马来西亚人愤怒的是政府的“挥霍无度”。

贪污影响纳税意愿

一连串令人反感的贪污报告(滥用资金)以及低效率的公共领域,更加紧了先制止这些“挥霍”,而不是实施更多税务。

大马人所担心的是,这些从消费税所得的额外资金,是否被好好利用。

在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实施消费税期间,政府通过消费税收取了超过270亿令吉。

另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额外收入并不足以抗衡国际油价下跌造成我国原油收入骤降,所带来的危机。

在2016年1月财政预算案修正时,首相纳吉宣布,我国来自原油的收入下降将近140亿令吉。

首相纳吉宣布,国际原油大跌,导致国家收入骤减140亿令吉。

短期痛楚长期获益

原油价格从高峰期每桶100美元,跌至最低每桶26美元,直至中东和俄罗斯在供应方面联手,原油才回弹至每桶40美元。

接下来,原油出口国的政府,包括大马,宣布了叫人沉重的预算案削减。给予的理由是,原油价格暴跌。

由于联邦政府的债台高筑,以及来自国油公司的收入(股息)减少,大马政府就调整财务政策。

消费税只不过在一年前才实施。尽管在实施初期有些阻扰,消费税却带来了比意料中好的收入。

它同时也成功地扩大了我国纳税人的人数。尽管如此,消费税的实施还是面对一些缺陷,因为它的实施是相当混乱和花费偏高。

减缓国家财赤

消费税加重了中低收入层级消费群的负担,人民依然对政府可否会妥善使用这笔额外的收入感到质疑。

虽然有许多人认为消费税是“不好”的,但是这依然是一个长期的财务策略,以提高国家收入,减缓财政赤字和债务。

因此,“不好”应该是指,(i)消费税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挥霍和贪污;(ii)额外的消费税收入并没有被好好利用。

在我国,有些人会认为这两个财务调整(消费税和削减预算案)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如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这是“错误且迫近”的选择。

也有些人认为,政府没有“选择”。尽管如此,大多数的消费人会认为“这不是我的选择”。

既然消费税是“短期痛楚,长期获益”(如果它的税收可以妥善利用的话),削减预算案,尤其是在教育与保健却是相反地属于“短期获益,长期痛楚”。

公共医疗保健遭殃

2016年1月,卫生部的预算案中的拨款将会调低10%,或是减少2亿5000万令吉至3亿令吉之间。

对此,卫生部长还相当正面,他认为拨款减少了,可用医疗领域中各个层次的效率增高来补救。

不过,在预算案中削减了医疗保健的拨款,仿佛敲响了好多记钟。

例如,减少拨款予保健医疗是否会影响或拖迟经济转型计划的进展?我国公民,尤其是那些依靠公共设施(如:政府医院)受到拖累,因为公共医疗的拨款已经减少了?私人界是否可以填补公共设施所留下来的空缺?公共与私人界的医疗保健费用的差别呢?

我国一般对于公共领域资讯保密的情况,引起辩论与讨论,以寻找出有效或缓解措施,在削减预算案后保障公众的福利。

无论如何,有一方面必须获得高度关注,就是低投保率,意即对公共医疗设施的依赖,或是“菩萨保平安”的观念依然非常关键。

在美国,可负担医疗法令(或者为大家所熟悉的“奥巴马医疗”)定义可负担医疗保险,成本低于扣除补贴后的可调整年收入的8%。

如果他们的国民无法寻获低于家庭收入8%的保单,打从2014年起他们就无需保单。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可在私人市场找到可负担的保险配套。

那大马又如何?可负担的保险保单也有很多。可是,愿意花费在保险的数额相对的低(参阅表1)。

虽然在1990年至2014年期间增加了1.5%,大马人在保险的消费,只不过是占了国民总收入(GNI)的4.4%,也就是相等于奥巴马对美国要求的一半。当然也有一些计划在扩大私人保险界,不过这却需要时间。

在我们还没有达到美国或发达国家水平之前,削减医疗保健的拨款,很大可能会为国民带来负面影响。

教育机构的研究和教学是国家生产力增长的要素。

大学研究拨款减少教育水平恐加剧低落

大马教育界的学术人员或行政人员或许已察觉,这种低效率的风气也衍生至教育界。

世界大学的排行相对地低,加上国际评估计划(PISA)的成绩不理想,几乎确定了我国的教育水平不断下降。

这些都需要几个年代的努力、多数的资源(财政预算案的拨款和私人投资)和许多品质的鉴定(大马品质机构,MQA的鉴定),以提高我们的教育水平。

试想想,这些刚才提及的措施,在没有妥善的基础改革之时,却突然因为预算案减少拨款,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

与2015年的财政预算案相比,高教部的拨款减少了24亿令吉,只获得133亿7800万令吉。国立大学的拨款减少了14亿4200万令吉。

马来亚大学相信是受影响最大的大学,拨款削减了27.3%;北大削减了19.31%;理大削减了17.14%;工大削减了16.53%。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由于拨款减少,许多国立大学都停止订阅学术期刊的资料库;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来自政府的研究拨款都减少了。

这些举动都可能会严重打击学术人员的研究能力,以及剥夺了学生需要的教材(网上期刊以及书本)和各种科学研究的器材。

此外,对于现今的环境缺乏乐观的前景,加上消费税提高了生意成本,造成私人界减少给予私人教育机构的拨款或赞助。私人教育界的激烈竞争,造成私人教育机构的赚幅和学生人数减少。

学术研究教学失动力

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应该明白,研究和教学是生产力增长的重要资源。生产力则是经济增长和永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根据生产力的输入(资本、劳动力等),由教育、研究以及革新(科技进展)所促成的生产力才是持久的。

1990年代亚洲奇迹,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例子。

需革新思维推动持久增长

东南亚和韩国多年来持续维持高增长,就被称为“亚洲奇迹”。无论如何,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曼就指出,“奇迹”其实归功于人口的增长。

他提醒我们,这个奇迹并不能持久,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率已经静止,甚至稍微下降。

克鲁曼的看法告诉我们,亚洲国家用“实干”增长,而西方国家则用“灵感”(革新/科技/生产力)推动增长。

实干并不能持久,而且影响力并不是很见效。革新力需要定期地投资在教育、研究以及发展,尤其是在科学和科技方面。

重要的并不只是金钱投资,正确且良好的政治意愿也是必须的,以提供更有效的资源以和孕育革新的思维。

突然减低预算案给予教育的拨款,将会剥夺教育开销所需。它同时也给予人们一个不好的印象:教育在国家的议程里并不重要。

一旦我们欲通过教育、科学以及科技推高生产力的动力停止,过后就很难再重新回到高速增长了,牛顿的力学定律是这么说的。

因此,政府可否要承担长期的痛楚、短期获益的风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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