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走过一条幼石路径:
观印之旅

陈瑞献作〈石乃久坐之人〉印

禅静之精进对陈瑞献以静观诗学创作的助益,外人不足道,但说他开解之后获得“最大的自由”,应该是中肯的。

陈瑞献印集书影

几乎在“冥想画展”同一时期,1972年8月,陈瑞献撰有小说〈内空之旅〉,叙述者说:“这是一棵树/一个月/加一个人/等于一种讲者可以想尽方法讲出来而听者难能起共感的明亮”。“一棵树/一个月”的意象,正是《圆月上寒山》的画境。“一棵树/一个月/加一个人”则令人想起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诗〈十三种看山乌的方式〉(1954)中的二、四两节:



我的心境有三

犹如树

树梢有三只山乌

……

一男人加一女人



等于一

一男人加一女人加一山乌

等于一

最大的自由

“等于一”已道尽一切。三归返二,二返回一,一回归道。内空之旅即归返道之逆向旅程,也是从being溯流回到non-being。

〈内空之旅〉与“冥想画展”之后,陈瑞献有法国秋日行,访亨利·米梭、赵无极、史克力夫。此后3年,为陈瑞献之宗教开解经验, 深入禅静重要时期。

1975年,他译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内空之旅”〈知觉之门 〉(“The Door of Perception”),并于是年皈依释昙昕法师,次年拜贡顿老人习密。

禅静之精进对陈瑞献以静观诗学创作的助益,外人不足道,但说他开解之后获得“最大的自由”,应该是中肯的,那也是贾可梅提1959年对米罗的赞词,贾可梅提说“这是最大的自由,我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飘逸、无造作、轻盈的作品了。从某种观点来看,它达到绝对的完美”。

〈内空之旅〉为小说,〈知觉之门 〉则是赫胥黎在1953年5月某个早晨证道经验。陈瑞献许之为“20世纪西方在心识拓展经验范畴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知觉之门即观看之道;开启了知觉之门,赫胥黎“了知绝顶的静观冥想”,于是悟觉“人应当如此观看,事物的真正面目即是如此”,并“觉知一切事物都是无量无边与神圣”。

步步是道场

1979年,陈瑞献出版《陈瑞献印》,“瑞献之印或内心刻石”35枚,乃他观照印石的方寸地的“内空之旅”。戴文治(Michel Deverge)有诗赞曰, “谨集幼石/予叩门者”,故潘正镭说,那是“陈瑞献摆的石子,步步是道场的生活记录,是一条引你回家的路”。

说印石的方寸地为陈瑞献的“内空之旅”,我指的是他借由一种观想方法,借用潘正镭的说法,即让“音符没入空无而呈现‘物’之造形”,故这35枚“幼石”印面所现之造形就是他观照内空所显现的“物” 。

这内空之旅程走过的是一条幼石路径,固然集中直指“石”的印石仅有4枚(〈石乃久坐之人〉、〈山水〉、〈泉咽危石〉、〈残砾〉),一路所见的,尽是“幼石山水”。

〈石乃久坐之人〉——依陈瑞献的“静观诗学”,选几块石,久坐,人乃进入物境,遂见石,见大地脊柱,不见人,人已转化为石。戴文治诗云: 

老狂人/退隐石林/沉思秘岩上。/百年一息/身躯硬化。/究竟一觉/甚而不向/石块点头。

冥想者观石,不见石,因石非石,“石乃久坐之人”,故潘正镭说,“石乃人,是人在不干扰的融入自然景物中”。但人久坐,“百年一息”,自成顽石,但见石非石,人非人,人石已不可分,皆为自然景致。陈瑞献此印,刻的其实是“时间”。

(随笔陈瑞献之三)

张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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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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