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从文化交流到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面/陈友信

文明塑造民族性格,对个别族群的思想意识有巨大影响。文明冲突也可是利益冲突的伪装。亨廷顿的悲观论将有助于滋长民族间恐惧,相互不信任,猜疑甚至仇恨,最终可能导致战争。

相对其他积极思想家,如池田大作毕生推动以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对抗的实际工作,他尊重人性,带动文明,并落实寻求各宗教各文明的普世价值及共识。



文明不相等于宗教,而文化可以是分裂也可是整合的力量,就视世人如何应用。其实,不少文明/宗教/种族冲突都脱离不了利益冲突,而文明/宗教/种族仅是动员民众的幌子。

在目前世界战事纷乱、政治暗流汹涌之际,“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和谐共存的生态,所追求的文化沟通及民心相通的目标,正如久旱逢甘露。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至全球人类的共同宏愿,则视它是否能真正有助于促进文明互鉴、互惠互利的效果。

文明对话化解仇恨

促进文化交流及文明互鉴工作,可以通过出版刊物、互派留学生、相互推展国外文化展演,联合推动文化研究及座谈论坛,培育互相了解的跨文化人才等等。

近期回教国(IS)势力的兴起是有其历史脉络及现实原因的。自穆罕默德去世一个世纪之后,回教帝国从波斯湾延展至印度河及中国边境,其在文学、医药、科学、天文学、艺术、建筑各领域曾为人类发展史中增添耀目的光彩;至于在欧洲黑暗时期,回教徒思想家、科学家及众多知识分子继续保持知识之光,协助唤醒当时沉睡的西方智慧心灵。



回教在最近数个世纪留滞不前,西方殖民化惨痛历史包括美国的单极霸道、在中东所作所为,恰恰提供极端回教分子最适当的滋长土壤。

有过相同悲惨被压迫历史的中华民族如今高呼振兴民族,共筑中国梦,广大回教徒有着强烈重振回教的光辉历史,也就人同此心可以理解了。

要解决目前全球人类面对回教国暴行的浩劫,与其悲观地接受文明冲突无可避免的预言,倒不如致力以文明对话文化互尊互信来化解仇恨。

推动一带一路的文化思维

既然一带一路开宗明义仅是个倡议并不是中国的战略,它强调是互动推展而不是单家主导,着力点是打造全人类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精神内涵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文明互鉴”,倡导者就务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新文化思维,提防自己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封建基因成了新时代宏图大计的绊脚石。

在强调通过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时,其原则是文化互鉴、互尊互信。文明的变革与发展,经济因素仅是重要条件,而不是根本因素。

现代化不代表全盘西化,中华文化的精髓、释道佛及经典的精华,都是中华民族重新立足于世界文明强国的主导力量,更是文化中华再造辉煌的核心精神。

(第三篇)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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