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黄英福:成本料增10%
最低薪仅影响中型厂商

黄英福:1000令吉最低薪金制料对不会引发裁员浪潮。

(槟城6日讯)北马厂商公会主席拿督黄英福指出,7月1日实施的大马半岛1000令吉最低薪金制,所增加的100 令吉,料只对中型厂商造成约5至10% 成本增幅的冲击。

不过,他说,政府提早宣布及给予充足的准备时间,让厂商有足够时间将成本转移到最新的3个月订单,约占销售成本的0.5到1%,因此料不会引发裁员潮。



但是,自4、5年前开始最低薪金被逐年提高,再加上工业转型及生活水准提高,让他看到大马的最低薪金,不会停留在最新的1000令吉(大马半岛)及东马的920令吉,他认为,这最低薪金未来1年可能很快被提高到1200或1300令吉之间。

有鉴于此,他吁厂商会员与国内中小型企业必须捉紧这个转型时机,加速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素质,才能与外国企业竞争。

黄英福今午主持一项新闻发布会后,受《南洋商报》记者询问时,如是指出。

家具业严缺外劳冲击大

针对人力资源部最新宣布的最低薪金制调涨,黄英福感谢政府已提早于今年1月期间知会厂商,让厂商做好应对成本提高的准备。



不过,他说,对于过度依赖劳工的工业,如严重面对外劳短缺的家具业,肯定面对重大冲击。

他说,外劳目前占大马劳力市场的60至70%,不难想像政府逐年提高最低薪金制,除了让本地员工受惠之外,就是想减少国内工业过度依赖外劳,减少外汇的流失。

无论如何,他说,由于本地人不热衷工厂的工作,面对劳工短缺下,尽管近期马币贬值对很多以出口为主的厂商有利,不过,在面对低生产力的冲击下,还是失去了赚钱大好机会。

因此,他促请厂商尤其中小型企业,配合国家工业结构转型加速自动化,精益求精与精简劳工,走出外国竞争。

厂商须加速自动化

黄英福指出,国内厂商自动化不仅不会造成裁员潮,反而会使员工自我提升,与厂方互惠互利。

他说,国内厂商们自3年前开始已配合国家经济转型政策逐渐自动化,现已达到40%,由于面对马币去年兑美元从1美元3.30令吉急贬至4.40令吉,加上去年的国内经济放缓,自动化投资成本剧增,使到自动化努力于去年放缓。    

他说,厂商的自动化只属一次性的投资,自动化后不但可以提升生产效率,更可加强产品的素质,与外国商家竞争。

他解释,依赖200名员工的厂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只有100令吉价值。如果生产线自动化后,员工也精简到120人,不过,生产出来的高素质产品可能价值提高至200令吉。

他说,厂商走向自动化后能激励员工们自我提升。

“若员工不自我提升,就算厂商没有裁员,逐年提高的最低薪金制循环若使厂商无法站稳竞争地位而倒闭,员工也一样会失去工作。”

他说,大马厂商之前并非反对政府计划引入150万名孟加拉外劳的政策,而是不认同,担心单一族群外劳若支配工业,可能会引发罢工浪潮的风险,希望政府谅解。

马币贬值刺激出口

针对马币兑美元汇率重新贬回4令吉以上水平,黄英福指出,出口占70至80%的大马工业肯定从中受惠。

不过,他提醒不要忘记厂商原料入口的成本也会随着飙涨。他说,除非是依赖入口原料少过30%的厂商,才能够从中获利,如果入口原料占生产成本60%,则将面对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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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从长计议大学生最低薪/南洋社论

最近高等教育部提议将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定为3000令吉,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

这一建议背后蕴含着政府对年轻人就业问题的担忧。然而,是否应该通过立法来规定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金,却是一个引发深思的议题。

在这个议题中,存在着立法强制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的利弊。

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保障毕业生的经济权益,缓解他们面对的经济压力,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然而,反对者则认为,薪酬应该由市场供求和个人价值决定,政府干预会扭曲市场机制,导致就业市场失衡,进而增加毕业生的失业率。

从薪酬的确定原则来看,资历、经验、能力和生产力,是决定薪酬水平的重要因素。

加剧毕业生就业难题

政府强制规定起薪,可能会忽视这些因素,导致一些企业不再愿意聘用大学毕业生,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能力与雇主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政府强制规定最低薪金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积极效应。毕业生们将有更多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消费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这也有助于提高大学教育的吸引力,激励更多人投身高等教育,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源素质。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干预薪酬水平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一旦设定了最低薪金,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尤其如此。

避免忽视长远影响

此外,如果政府仅仅关注起薪,而不关注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实践能力,那么这样的举措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因此,在探讨政府是否应该立法规定大学毕业生最低薪金时,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各方利弊,避免一味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影响。

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支持大学毕业生就业,例如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加强职业培训等,以提升他们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

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监督,鼓励他们为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合理的薪酬待遇。

只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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