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上)/叶斌

种种事实昭然若揭地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确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敌意。长期来,它们都处心积虑地在丑化、矮化及妖魔化中国。

它们为什么非如此下作地丑化、矮化、妖魔化中国不可?它们是怎样妖魔化中国的?缘于什么动机?代表了谁的利益?它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心态?它们要描绘出一幅什么样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形象?



须跟随美国模式

美国舆论妖魔化中国的核心原因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不但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是完全一致的。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就是美国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倾向及美国必须保持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美国媒体从国家利益出发,遂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妖魔化中国,企图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独裁的“恶魔”,在国际上孤立中国、遏制中国。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威廉姆斯在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悲剧》一书中指出,许多美国人以为,“其他国家的人民除非走美国的路,否则就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把创造出并欣赏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生活方式的外国人视为低下、落后,应该按美国模式来教育和改造。”因此,按照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从1848年以来,逾一个半世纪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美国对中国都是轻蔑的、仇视的,即使是“仁恕”,也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性质。这一切都是从“美国中心主义”出发,对中国没有平等和尊重可言。

且看美国《时代》新闻周刊的创办人之一亨利·鲁斯,他是坚决支持美国扩张主义政策,同时最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人世纪”的人物之一。早在1920年,22岁的鲁斯在耶鲁大学校刊上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激励他的同龄人“燃起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

从这一思想立场出发,鲁斯和与他共同在1929年3月创办《时代》周刊的布里顿·哈顿,在创刊号上就直言不讳地宣布:在公共问题和重大新闻上,不可能完全的中立,也不应当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因此,编辑不能没有某种偏见……出于这种“理想”和“偏见”,鲁斯等对凡是阻碍美国世界扩张的国家,当然抱着敌视的态度。其实,妖魔化的工作早在廿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只是当时首当其冲的对象是苏联、是斯大林等。



从针眼里看世界

如今,鲁斯早已作古,苏联也已经解体。但是,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却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改变。鲁斯的阴魂不散,他的手法仍被沿用。可悲的是,迄至于今,美国新闻界还是以遏制“共产主义”及“推进民主”为主题向全世界推销空泛的美国式“民主”,即使那种“民主”已在不少地方引起长期的动乱和不靖 ,然而,他们仍很难纠正他们“从针眼里”看世界,以至于在他们的信息报道中常常出现歪曲世界的狭隘。而他们之敌视中国,显然也是出于美国统治阶级的需要。

显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的此种“舆论一律”的丑化、矮化、妖魔法中国,对中国只能说坏,不能说好;他们出于惯常的敌意,只报道中国负面的、消极的东西,使中国只能以可怜、可笑、愚味乃至可恶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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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作家心态与创作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读后随笔

作家的心态如何与创作是息息相关的。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作家生活在社会中,总会扮演一个或多个社会角色,因此他对社会就会有自己的特有的心态,从而必然会以此心态为视点来看生活;视点不同,其所看到的和判断的也就很不相同。

然而什么是作家心态,作家心态又是怎样构成的?有论者说:“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由客观的生存环境与主体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显然,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每个人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环境而存在。因此,社会环境无疑是影响作家心态的第一要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以及个人生理机制,如体质强弱、气质类型甚至体征、血型之类,也都会直接影响作家心态之形成。而重要的是,这些因素都不是单独起作用,只有在作为整体的心态构成中才起作用。因此,可以说作家的心态在多方面因素的薫陶和影响下,它必然是复杂的,具有其多面性、矛盾性和变异性的。

而正因为作家心态的具有多面性、矛盾性和变异性,遂“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决定了他们创作道路的曲折,也决定了文学现象的千变万化。”因此,我们在对文学研究中,也只有结合作家的复杂心态,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评价作品,也才能更好地总结和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基于此,在这部由杨守森教授主编,并由十多位作者共同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的巨着的绪论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在这个电闪雷鸣、大浪淘沙的伟大世纪,一代一代的中国诗人、作家,以各个不同的个性心态,在文学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或怀着民族新生与祖国富强之梦,以笔为武器,投身革命大潮,高歌猛进,英勇奋斗;或悲愤于时代与个人的苦难,抒发不平,长歌当哭;或出于守旧心理,为封建传统文化的衰落唏嘘不已;或固守心灵的宁静,在爱与美的梦幻中聊以自慰;也有的则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人格,苟且钻营,成为历史败类。”所以,这样的一部《心态史》,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格类型的形成史、演化史、发展史。

《心态史》书共724面,论述内容广泛扎实,论点具独创性,富启发性。内页除了序、绪论及后记外,此书从1901年论起迄至2000年长达一个世纪,全书共分9章。

展读了《心态史》这本著作,让我们更坚信,在新的世纪里,不管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学将与人类共存!”希望广大的诗人、作家们“更该有信心地调整心态,放眼未来,努力攀登人类文学艺术的高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作出独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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