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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对基建需求的渴望/谢祥锦 

2015年对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东盟成员国而言,并非是个理想的年份。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长减缓、货币贬值,甚至是影响国家整体经济的政治丑闻,对这些国家而言不是好事。

不过,即使如此,东盟乃至整体亚洲而言仍然需要新的公路、铁路、发电厂等;不仅人口较多、收入呈现增长的国家需要这些建设,一些相对人口稀少的国家也需要基础建设。



亚洲基建蓬勃发展

根据日本瑞穗研究所(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估算,2015至2020年亚洲的基础建设投资需求达6.5兆美元(约25.5兆令吉),其中东亚和东南亚的电力占总需求的37%,可见在亚洲大部分国家电力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品,和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依据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亚洲国家与地区在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想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水平,内部基础设施的投资至少需要8兆美元(约31.3兆令吉),平均每年需投资8000亿美元(约3.12兆令吉)。

随着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城市人口扩大,对运输、物流需求也自然地增加,而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也更加显著。



以印尼为例,在2013年,这个“千岛之国”的电力生产能力为4万6000兆瓦特,在2019年时却预计需要额外的3万5000兆瓦特。

目前印尼计划委员会也专注于公共交通、收费公路、机场等方面的建设。

东盟的另一个岛国菲律宾也同样地因为经济发展而酝酿着变化,近几年来在马尼拉,尤其是马卡蒂(Makati)市里新建的摩天大楼一栋栋冒出来,不过该城市的捷运系统却是过时的,也不足以应付马尼拉市民的需求。

除了捷运,马尼拉公路、港口也急迫地需要发展建设。

越南则在2015年的世界银行基础建设发展指数排名上升了9位,其施工产值按年增长11.4%。

经济发展即带动越南的基础建设,不过基础建设却也同时拉动越南的经济发展,而越南政府今年会特别注重运输与发电厂方面的建设,也让一些观察家认为2016年越南的基础建设和物流业将会蓬勃发展。

东盟仍需资金

在面对高度基建需求之下,东盟国家自然地需要更多资金。

中国主导的新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机构,都对东盟有较大的影响,在基建方面预料中国和东盟有更加频密、密切的合作。

菲律宾财政部在去年12月30日宣布加入亚投行,也预计对亚投行的缴付资本金在5年里将达1.96亿美元(约7.66亿令吉),这对该国基础建设而言是一股助力。

另一个东盟成员国柬埔寨投入了6230万美元(约2.43亿令吉),购买亚投行的623股,希望籍此实现该国政府已制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政策和规划。

另一方面,缅甸新政府刚刚成立之后,缅甸对亚投行相当重视;在中缅两国外长会谈当中,中国外长王毅声称“中国愿加大对缅甸投资,帮助缅甸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

除了亚投行,到2020年,日本将与亚洲开发银行一道,对亚洲的投资总额将增加到1100亿美元(约4300亿令吉)左右。

公私合作非万灵丹

不过,即使亚洲区域,包括东盟国家从亚投行、亚银、新开发银行及其他相关机构获取资金,其融资能力还不到亚洲基建需求的5%,许多东盟国家仍然急需资金发展基建。

一些国家则希望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方式推动基建,不过PPP也不是万灵丹;这个模式面对着法律不透明、政局不稳定导致计划耽误甚至作废、较难取得土地等问题。

另外,有些PPP项目里,政府不太愿意承担项目所带来的风险,让“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变成了“私人项目”。

即使有这些问题,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仍然是个值得考虑的模式,不过东盟国家需要学习如何去应对、解决当中的问题。

随着东盟国家的发展、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推行,基础建设的需求会持续增加,而寻求资金以及考虑平衡发展等问题,也成为考验领导人能力的关卡。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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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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