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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安山:中企走出去成大趋势
“一带一路不会影响跨协”

来自马中两国超过500人踊跃出席“一带一路:中国与东盟关系”国际研讨会。

(新山9日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尤安山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成为一个大趋势,“一带一路”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A)不一样,“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开放包容,不会对跨协产生大影响。他说,中国对外投资和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目前是差不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是并购,因为速度快、成效大,只要并购程序符合当国的法律程序,他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并购力度会越大,并购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多。“一带一路”和跨协不同,不会对跨协产生大影响。



“我认为加入“一带一路”的东盟国家,也不会因为加入TPPA,而影响到他们原先在东盟国家所参与的合作机制,或是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规划好自己国家经济的发展。”

尤安山今日在“一带一路:中国与东盟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回答观众提问时提出看法。

这场研讨会是由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INSAP)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SASS)联办。 

出席嘉宾包括马华总会长兼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署理总会长兼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副总会长兼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主席拿督何国忠博士、副总会长兼财政部副部长拿督蔡智勇、柔佛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卡立诺丁、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教授、掌管柔佛州旅游、商贸与消费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郑修强、柔州大臣华人事务官陈书北等。

3名主讲人尤安山(左)、叶汉伦(左三)及孙震海针对“一带一路”的经济与贸易课题进行专题探讨。左二为主持人陈书北。

孙震海:一带一路”欢迎广泛合作



针对观众提问日本人对台湾鸿海并购日本声宝、美的收购日本电子巨头东芝(Toshiba)的交易有出现异议声音,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孙震海认为,日本有友善温和的市民,也有极端的人群,对于“一带一路”的认识和观念不一。

他说,当他到日本访问时会见经济和产业界人士,他们看到的是商业机会,中国主张“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欢迎广泛合作。

叶汉伦:马中双园着重共赢

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叶汉伦指出,马中两国在推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QIP)和“马中关丹产业园”(KIP)方面着重双方合作共赢,以“钦州速度”和“关丹速度”,逐一克服面对的问题。

他说,两国双园在最初的政策沟通方面有多方克服的难题,包括语言差异、对优惠的理解不同,在推动的力度和做法也有所不同。两国领导在一年两个月内进行4次会谈,从最初的如何推动发展,到今天的中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成立,政府的功能及推动作用非常大。

他说,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马中关丹产业园也在加速推进,彭亨州政府也批准扩大增加关丹产业园超过1000亩面积,使产业园总规划面积扩大至2400亩。

他是分析“两国双园与一带一路: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框架下的马中合作标志项目”讲题时如是表示。

于信汇:双边贸易额明年有望达1600亿美元

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教授指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大马连续8年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大马对华投资4亿8000万美元、增长205%,中国对大马直接投资4亿800万美元,增长237%。

于信汇说,根据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数据,人民币已成为马中交易第二大支付货币。

他相信以钦州、关丹和马六甲临海产业园区为基础平台,通过落实《关于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的协定》、《关于进一步推进中马经贸投资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接双方发展规划,积极探讨开展大马与新加坡高铁建设、马南部铁路建设、中马港口联盟等合作,能实现2017年双边贸易额1600亿美元的目标。

另一方面,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主席拿督何国忠博士表示,此次该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办研讨会,不是企业投资洽谈会,而是一场一带一路专家的思想对谈,希望深入浅出地与群众交流意见。

卡立诺丁(左三)拨款5万令吉予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由何国忠(右)接领。左起为陈书北及于信汇;右二起为魏家祥与廖中莱。

柔大臣:马中贸易是双向的

柔佛州务大臣拿督斯里卡立诺丁表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经济策略的发展,马华在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认为,大马在这波经济发展大趋势中已做好参与的准备,而并非当一个旁观者。

“在柔州,大家只是看到有许多中国发展商进驻房地产投资,其实,尚有许多中国投资者在大马依斯干达特区内设立工厂。”

卡立诺丁表示,大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是双向的,因此不仅仅是中国投资者进入我国,大马的产品也必须出口到中国去。

第二场专题演讲的主持人是邱思祥(中),主讲人分别是刘阿明(左起)、饶兆斌以及郭清水(右起)及祝家华。

刘阿明:中国东盟合作带来5新机遇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刘阿明认为,未来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将在东盟经济共同体(AEC)、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二者演变的“双核”模式驱动下继续前进。

她提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带来5种新机遇,包括彼此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彼此共同促进区域合作的进展、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加强双边的社会人文交流、共建东盟——中国命运共同体。

她是在第二场专题演讲,发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中国–东盟关系新机遇“的主题时提出看法。

此环节主持人是地不老区国会议员邱思祥,其余3名主讲人分别是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副教授郭清水(讲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层面:马来西亚的视角”)、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饶兆斌(讲题“一带一路: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南方大学学院校长祝家华(讲题“一带一路:亚洲新好望角与文化大南方–兼论‘中国梦’到亚洲文艺复兴的远景”)。

饶兆斌:长期解决方案3管道处理南海问题

饶兆斌说,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东盟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另一个“钻石10年”等要持续性长期发展,长远来说,南海问题须给予正视与寻求解决。

他认为,南海问题需要时间解决,长期性解决方案是,东盟与中国可选择通过双边谈判、多边谈判、通过国际法庭等3类管道来处理南海问题。

“这3类管道对东盟、中国有不同的利好或值得忧虑的考量。”

郭清水:减少美国势力一带一路维护中国地位

郭清水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共作为一种手段,以在中国安全、经济课题方面的利益得以维护。

“中国要维护在区域的大国地位,提出此倡议,以减少美国势力在地方区域上的围堵风险,确保地区的势力平衡。” 

他说,此倡议塑造出新型大国关系格局,在倡议下,无论地理位置、人文基础等角度来看,东南亚对于中国相关周边外交战略来说可是首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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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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