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谈到周作人不听胡适之劝，不肯离开北平以避日寇。我手头上有一本《胡适的诗》，购于1964年，相信是马来西亚仅有的孤本。此书编者为文雷，由台北“天下出版社”出版。书中便辑有胡适劝周作人离北平的八行诗，还有周作人的复诗。诗中“藏晖先生”是胡适自称，“苦雨庵老僧”即周作人。胡的八行诗如下：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复诗稍长：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苦住。夜间拼起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少，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只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辜负胡适苦心

那时正是民国廿七年（公元1938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整个华北在日军控制之下，眼看就要进入北平城了。胡诗虽仅8行，但意思讲得很清楚。劝他“放下茶盅出门去”，离开北平“天南万里行”可能太辛苦，但“智者识得重与轻”。

周作人当然是智者，他在复诗中也说得很明白，“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少，我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周妻为日本籍，大概周以为有此背景，不走也无大碍。但事实是，他不但辜负了胡适的一片苦心，还落得永世的天下骂名。

说起胡适，事迹很多。胡从美国学成，应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终其一生，学术著作只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下卷则没有下文。后来去美国当外交官，不当学者了。

国民政府播迁台湾，他和雷震、殷海光等人搞一本《自由中国》，一篇〈政府不可诱民以罪〉的社论，炮打保安部，得罪了统治阶层，以刊登一篇“澄清”文（变相道歉）了事。其后一篇“反攻无望”的社论，惹的祸太大了，胡亲见蒋公缓颊也摆不平，《自由中国》停刊，雷震下狱，胡连要搞的“中国民主党”也婉拒了，做不成政客。

周作人诗中称他为“藏晖居士”，实际上他与佛教也无甚关系，所以也不算居士。胡适后来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算归了学者的队。

毛泽东不予追究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审，力辩非自己要当汉奸，而是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托，看守着北大校产，并要求蒋梦麟写一信以证明。据知蒋确曾有信作证，周乃被判坐牢10年（那时汉奸重犯多枪毙）。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大赦天下，周而能提早出狱。解放后，周写长信给毛泽东，述说留平原委，要求还产与洗刷汉奸名，毛遂不予追究。

周作人精通中日英（包括古英文）希腊等语文，不但是新文学的大将，译著也很多，文学成就斐然。只可惜那个不光彩的印记，使他在中国文学史里矮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