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苏丹街大众书局结业，令我想起1983年初到吉隆坡的情景——温维安用他老摩哆，载我经过坤成女校、联邦大道、国家电影局，到短暂寄驻在Uptown的学报社——我火眼金睛，像森林里一路丢面包屑的小孩，想要认得路标，却都给雀鸟啄食去了。

我一向喜欢阅读和听歌，因此来到八打灵工作，几百块薪水，差不多一出粮就用光了。如果你可以看见那时候的我，会是两种形象。

一，是钻入秋吉律Pertama Complex，双手捧着一大叠卡带，喜不自禁的样子。卡带有纽扬、董麦林、卜狄伦等等，几块钱一饼，因为是旧卡带，价钱有商量，也有不少是翻版的，那时候我们哪里有版权观念呵？

形象二，是我走在街边，从“长兴”（茨厂街头一个迷你巴士车站，有家叫“长兴”的商店）经富都车站，走向同善医院，再往金河广场走去。每个周末我都往金河跑，所以我常笑说，当年我也算是“金河仔”。

一年打抢7次

当时我没交通工具，除了搭巴士就是走路，而且“初到贵境”，不免东张西望，所以是劫匪很好的目标。我记得单单1984年，我就被打抢了7次，都是从“长兴”往“金河”的路上。

记得有几次，是“成功”被打抢的，例如一次走上“富都车站”的楼梯，给人搂着，腰间有硬物。

另一次是在同善医院前，被5个马来仔包围。后来比较有经验了，懂得反应，有一次在（前）国泰戏院前，听到脑后有人脚步声稍急，一声“哈罗”响起，我头也不回，已飘过对街。

最荒谬的一次，是在金河广场内的“世界书局”被打抢。可见当时书局的生意有多差——除了我和抢匪，没别的“顾客”。我在一排书架之后给两个抢匪挟持，一个还亮出刀子。我抬抬头，连店员的影子也不见。只得央求抢匪别一次过抢完，留5块钱我搭巴士回家。

与抢匪为邻

后来有一日深夜看电影回家，搭上最后一辆的12号巴士。在朝阳终站下车，我忐忑不安。因为发现同样在终站下车，走在我前面的，便是在“世界书局”打抢我的抢匪之一。后来才留意到，原来此位仁兄跟我住同一排，算是邻居了。常见他贼头贼脑，左盼右顾地走在美嘉园。

1984年苏丹街“大众书局”开张，我国才有了比较大规模的书局。后来又接连开了“大书局”、“新华书局”等等，再加上原有的“马来亚图书公司”（我在那里买到最早版本的《遇见100%的女孩》译本）、金河广场里的长青书局、世界书局（这家书局老板与“大众”有亲属关系，八打灵SS2也有一家，后来接连都关了）。

我倒是没什么逛苏丹街的“上海书局”和“商务书局”，可能因为那时的“上海”和“商务”比较老派吧？

如今想来，当年可以有那脚力和闲情，一家一家书局逛，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