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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数码商务商机大/谢祥锦 

在提倡数码经济的过程中,教育人才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经济学人》最近专题深入报道印度数码商务发展潜力巨大,而另一方面国际专家则看好中国在移动数码商务上至少领先美国3年,最终将引领移动消费市场。

除了印度和中国,东盟是亚太地区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数码商务庞大潜能市场。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的预测,东盟的电子商务产值将从2013年的70亿美元(约284亿令吉),增长至2018年的345亿美元(约1401亿令吉)。

数码商务潜能高

根据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A.T. Kearney)和亚通(Axiata)最近推出的一份报告,东盟尚且算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识字率人口达致6亿人,加上有着相对开发的资讯科技行业,这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1兆美元(约4.06兆令吉)。

事实上,若论及市场规模和增长机会,在数码经济方面东盟可说是经济区域中最占据优势的。

东盟近半数人口是30岁以下,建构最为有潜能的消费市场。



另一方面,尽管东盟成员国之间的不均匀发展,加上部分成员国经济放缓,不过整体来说综合GDP还能达致2.5兆美元(约10.2兆令吉),维持6%的经济增长。

这些有利因素,让东盟有望在2025年成为全球数码经济中排名第五大。

迈向数码经济

东盟不少成员国也明白数码经济重要性,如印尼雄心勃勃地打算在2020年建成最大数码经济国家;目前印尼也计划在资讯通信科技与数码经济合作,并和美国在信息科技,尤其在协助扶持发展中小微企业方面加强合作。

越南也正积极发展数码经济,并计划在2020年让该国60%的企业在线,在未来5年内让80%的商业能让顾客透过手机软体或网络上下订单、30%的越南人口能上网购物、所有超市的70%用品能使用电子付款。

柬埔寨方面,2012年时只有大约16%的柬埔寨人上网,然而今日这比率却大幅度增加,截至2015年大约有25%的柬埔寨人上网。

之前对很多柬埔寨人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网路购物、在线付款能,现在却在这个国家里越来越普及。

至于菲律宾,虽然上网已经成为了不少菲律宾人的日常习惯,不过仍然有很多菲律宾民众对线上付款不太有信心。

不过,随着菲律宾智能手机用户增加,以及外国网络商店进军菲律宾,这将会有所改变,而原本抗拒电子商务的传统企业,也可能将会设立网络平台,提供线上服务。

数码策略不能少

在面对数码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当儿,东盟应制定一个全面的数码战略,其中应当包括加强乡村的数码基础建设。

数据显示,在东盟里仍然有67%的人口未能享有物流服务,而让这些地区也能享有宽带服务、进一步让不同的地区能有更完善的数码接通,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个重要的策略是改善数码经商环境,而这需要改善整个区域的隐私法和数据保护。

东盟各国大多数都通过了《电子商务法》,以网上交易管制的法律保证国家与区域的数码商务稳定发展,不过仍有改善空间。

在执法方面,部分东盟国家还不算完善,这也是东盟成员国所应该思考的。

在提倡数码经济的过程中,教育人才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东盟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应该进行适当调整,从小学到大专学府、乃至于公司员工培训,让学生不但能掌握电子商贸,更能提出创新,不但参与建构,也能塑造和改变整个数码经济的面貌。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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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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