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任抛心力作词人
——小记龙榆生

龙榆生,名沐勋(1902-1966)。其在词学研究上,与民国时期的夏承焘和唐圭璋齐名。加上后来的詹安泰,成为民国四大词人。

这几位生于晚清,幼承传统私塾教育的词学大师,国学根基相当深厚。其中夏承焘曾念到师范学院、唐圭璋和詹安泰则大学毕业,唯有龙榆生一人,只到小学毕业后,就出来教书。然而其际遇却是非凡,从小学教到中学,然后大学。所遇的贵人有文字学权威黄侃、诗词大家陈散原、朱强村、郑孝胥、张元济等人,一时前辈文人,不论其所师从者,或友侪朋辈,对其往后词学钻究,均有很大助益。



词学研究建树

龙榆生在词学研究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8个面向,即: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

在其词学治学方面,都离不开这八个范畴,因此不论编词选、创生词刊、研究词学、创作诗词,或推广词作等,均不遗余力,故其毕生成就,亦在此。

参与汪精卫的政治体系

然而其一生被人苟病的是,参与了汪政权的政治体系,成为立法委员,并出任中央文学院院长一职。而且,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创立了《同声月刊》。因此,成了“文人从逆”的代表。为此,他也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



日本退出中国后,他在1946年以汉奸罪被判12年的有期徒刑。虽说两年后在各方人马的奔走解救后获释出狱(相对于被枪毙的陈公博与梁鸿志而言,算是轻判了),但其后半生却必须背着此一罪名及至老死。

因此文人从政,只是尾随政客摇摆,大多无所作为。龙榆生在汪伪政权时,至少知其所为,而只用心推广词学和创作的工作,并未深涉政治。但诗词专家的文化身分,却无法让他幸免于政治的漩涡之中。

任抛心力作词人,在其人生命途里,除了5年在汪政权任职被判12年徒刑外,1958年被柯庆施点名打入右派,可是3年后摘帽;1966年被造反派抄家,书稿文物均被掠毁,最后痛恨而亡。

“炎黄将斩宁非数,清白能留愿为灰”,世道滔滔,歧路之上难免会有一只又一只的亡羊,如被时人讥为“全身媚骨”的周作人,或曾经可以成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人物,结果最后却走成了一代汉奸的汪兆铭。是以,命运之路,其实是要走到半生之后,才能知晓真正的去向。

蒙羞垢耻

而龙榆生也只不过是一文人,如他所立的遗嘱,其中有:“文人结习,骄躁未除,旋蹈危机”,语重心长的,道出了自生性格与命运的结局。而在他青少年时,走向古典诗词的途中,应该不会想到,其路途的终点,却是要以蒙羞垢耻,了了终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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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

野草。孤儿。小文学。离散的遗物。滞销产品。

华教与马华文学,具有共同命运。虽然不一定是命运共同体,但在马来西亚,却是作为一个族群的意义和象征体系而存在。它们共享同一个语文,在“语文即是民族灵魂”的纲领之下,而成了“护魂”的碑石。



在这样的意义脉络里,马华文学注定无法成为消费品。坚守“魂在”的文学意识,难免与消费欲望形成杆格,因此其产品,极难于商业市场中生存。

所以它只能与华教一样,以有国籍的身分,却如野草一般,被国家放逐在国境之内,任其自生自灭。而一冠上“马华”之名,其之书写即内蕴着群体的价值,且在陌异的文学语言中,进行自我的创造。也因为具有“护魂”的群体价值,使得其生命力也如野草般旺盛。刀火加身,依然难以灭尽。

而做为华人南来的离散遗物(也可以说是馈品),马华文学,却成了他们后世子孙在此时此地“护魂”的图腾。对一些华教守护者而言,守住华教,一如守住一口气,气散了,魂也就亡了。至于对马华文学呢?其所守护的,是华文?或是文学?

学语文目的在于沟通

马来西亚华裔,华文水平不高(即使中文系毕业,水准也好不到哪里去)。阅读风气不盛。其祖辈南来,多数不识文墨,只是来找吃的。找吃的人,行走天下,学尽十八般武艺,只为现实功用,无一艺精深(学语文,目的也只在于沟通层面而已),此一观念,深入于其等子裔身上,语言学习只是作为沟通目的,而非做为文化的奠定和精神的寻索,在这样的观念习养下,他们只是读懂浅浅、白白、不太需要思考的书籍,如食谱、旅游、娱乐新闻等。即使写作者,他们所写的,也是流于作文的日常之感/思,因为只要用华文书写,就好了。



是的,只要用华文书写,就好了。华文成了双掌拱起而必须守护的火种,文学是那火种之外晃动的阴影,无人读懂阴影存在的形式和姿态,因此,在这样的存在状态中,马华文学终究要流落于书局的一隅,成了华文书籍的异景,成了无人问津的,荒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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