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配合中国一带一路政策
大马经济友好协会成立

2016年02月25日
大马一带一路经济友好协会理事成员，左起为秘书长邱国平、理事林世进、副主席A.科尼利厄斯、主席陆惠铭、理事赵凯和财政林永强。

（吉隆坡24日讯）由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所成立的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经济友好协会（OBOR），以经贸、文化、教育和旅游“四大支柱”，打造跨种族、跨国家和跨界人才的人力资源对接平台，以配合中国一带一路政策。

涉“四大支柱”



大马一带一路经济友好协会刚在两个月前，即去年12月拿到社团注册局批给的执照，该协会是由4名大马人和3名中国人联合创办。

4名大马创办人分别是主席陆惠铭（Malaysian Odyssey Ventures私人有限公司业者）、副主席A.科尼利厄斯伦纳德(A.cornelius leonard，SCICOM（MSC)有限公司客户关系管理顾问）、秘书长邱国平（中国传媒大学特色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和财政林永强（蓝海集团（股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主席）。

另3名中国创办人分别是副秘书长张凯、理事闫玉刚和赵凯（银河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秘书长邱国平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大马一带一路经济友好协会。

出生怡保，日前已在北京居留16年的邱国平也是中传动力（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中方媒体界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邱国平指出，该协会尤为专注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如帮助海外华人寻根，该协会将与中国侨办和侨联配合寻根。

该协会也会帮忙对接相关奖学金给有需要及有兴趣到中国深造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协会立足中国与东盟，积极推动双边之间的旅游活动，通过多项活动，促进双边旅游迈上新的台阶。”

拥逾20会员

他补充，该协会已在一周前召开首次理事会议，目前该协会有20多个会员，多是具有硕士和博士资格的中国知识分子。

出席者尚有副主席A.科尼利厄斯伦纳德、财政林永强、理事赵凯、理事拿督林世进、前金宝区国会议员黄永安、大马沙巴马中联谊协会会长胡逸山、评论员黄永安及各界商场人士和中方官媒代表等。

跨国际协会 成员多从商

协会成员大多数都是从商者，而此协会也是跨国际的协会，会员之窗包括中国、泰国、柬埔寨、韩国和澳洲等国的会员。

物色顾问人选

据了解，该协会目前在物色合适的人选担任该协会的顾问，据悉顾问会是我国领袖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而中方的顾问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高有信。

此外，主席陆惠铭希望能在两年内招收到100至200名大马会员。

该协会拟在今年展开的工作计划，包括在中国举办“一带一路文化经济论坛”；组织中方企业家赴马交流；组织大马企业家到中国交流活动；举办学术交流活动；以及策划、组织大型文化活动。

询及该协会是否与国内一些组织如中总和马中总商会所举办的一带一路的类似活动的性质重叠，邱国平回应，那些组织所做的事情都是有重叠性的。

“我们是以经贸、文化、教育和旅游者四大支柱为定位，与其他组织不同，我们是跨种族和跨国家的协会。”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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