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分子诊断疾病更准确
DNA Lab放眼踏足东盟

黄勇伟表示,看好医疗市场的发展,将继续发展业务和扩大公司规模。

专门提供分子诊断(Molecular Diagnostic)服务的DNA Laboratories(简称DNA Lab),将积极提升医生的知识水平和市场意识,冀望能让大众受惠。

相比验血方式,通过分子诊断,甚至通过单一细胞就能在初期验出疾病,包括遗传基因。



接下来,该公司将关注于肿瘤检验,并且涉足东盟每一个国家。

在国内有不少家健康检验中心或检验所,但提供分子诊断,从妇女疾病到肿瘤的综合医疗检验服务,DNA Lab却是唯一一家。

目前,DNA Lab提供服务给国内超过600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主要客户群除了妇产科之外,还包括肿瘤和外科医生。

DNA Lab联号创办人兼技术总监黄勇伟接受《南洋商报》的访问时表示,从创立公司至现在依然面对不少挑战,这包括医生对分子生物学的知识有限,以及基于检测价格较高,所以,市场接受的速度很慢。

不过,该公司不会气馁,未来将继续提高市场的意识,不断通过教育医生,让大家更了解分子诊断,因为他深信这些服务能让大家受惠。



公司提供的服务属于高技术,所以,价格无可避免会比较高,但准确度也非常高。

早前,公司推出非侵入性产前染色体检测(Non-Invasive Chromosomes Check,NICC),只须抽取母血做脫氧核醣核酸(DNA)定序,根据一系列的生物资讯分析,就可确认胎儿有否染色体异常,准确度达99%。

DNA Lab的客户不仅限于大马,也有来自印尼、缅甸和越南,所以,未来有计划走向东南亚国家。

“我们的目标是在3至5年内,于东盟不同的国家设立一家一站式中心。”

DNA Lab推出NICC,让孕妇更放心的进行产前检验。

看准商机大展拳脚

从国外回来大马的黄勇伟,对于大马没有提供分子诊断服务而感到惊讶,但这也让他看到成立DNA Lab的商机。

他表示,在国民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有分子生物学了,从1995年毕业到现在十几年了,大马却没有发展出相关服务。

相反地,德国几乎每一家医院和诊所都已应用分子生物检测了。

因此,就决定在该领域大战拳脚,于2007年创办DNA Lab。

从创业至今,公司达到不少里程碑,包括推出更多新服务,以及涉足印尼市场。

忆起创业历程,他表示,一路走来不容易,需要很多人、资金和时间去经营,才能够建立好公司。

此外,他指,政府给予的协助很多,包括Biotech和MTDC。

公司一开始就获得种子资助金(seed grant),以及政府机构提供的指导,这对他们帮助不少。

DNA Lab在《南洋商报》举办的2015年金鹰奖颁奖典礼中,获得卓越金鹰。

“获得该奖项,不仅能够提高士气,让大家认同我们的贡献,同时,也能够进一步提高顾客对我们的信心。”

治疗癌症应对症下药

DNA Lab涉及的服务分为产前、婴儿和女人检验,以及个人化药物。

提到产前检验,就不能不说公司早前推出的NICC。

以往,孕妇要检查胎儿是否会面对唐氏症候群、巴陶氏症候群、爱德华氏症候群等染色体疾病,就会进行羊膜穿刺(amniocentesis)及绒毛膜采样(CVS)的产前检测,但两者皆属于入侵性基因检测,会有流产风险。

不过,通过NICC检测,不仅不会面对流产风险,而且准确度更高,这让更多孕妇受惠。

接下来,公司的焦点将放在以检测癌症为主的个人化药物。

黄勇伟表示,很多时候病患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治疗药物不正确。

一般上,当患癌病者进行肿瘤切片检查,可分类为3至4种癌症类型,而接获的医疗方式和药物差别不大。

不过,癌症的种类不只那么少,即便是同一个肿瘤,也会测试出不同的癌症。

通过公司进行的检验,将可把癌症种类分成20、30种,这可以让病人获得更有效的医疗和药物。

挑战1:检测价格高 接受度有待改进

大马在区域市场中虽被视为医疗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但仍落后已发展国的步伐。

黄勇伟表示,目前市场仍倾向于使用比较普遍和老旧的检测方式,因部分医生认为新的检测技术价格太高。

“举例NICC的价格大约处于2000至2500令吉,不仅比普通的产前检测高,与一般生产配套(自然产)平均5000令吉比较,该一次性的检测价格相当高。因此,医生无法着手推广。”

他指,这主要是因为仪器价格偏高,所以无法降低价格。然而,未来的价格料会逐步降低。

此外,市场对提前检测的意识不高也是一种问题。

为了预防子宫颈癌发生,政府呼吁女性定期进行宫颈抹片检查,可以侦测到子宫颈细胞微小的极早期变化,这使致命的癌症,甚至在还没真正发生之前,就被狙击了。

他说,政府在这方面的推广活动已有50年了,但到现在仅有20%的女性进行检测而已。

因此,DNA Lab也必须不断的推广,才能提高市场意识。

挑战2:医生知识水平不足

医生是DNA Lab提供服务的对象,假设他们的知识水平不足,公司在推广新的检验技术,亦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黄勇伟表示,很多医生在培训的时候,市场还没出现药物基因组学(Pharmacogenomics),所以公司必须不断教育医生新知识。

“这门学术很新,加上数据基础(database)不足够,所以需要让医生加深了解。”

即便是在7年前开始推广羊膜穿刺,当时也有很多医生不懂得如何进行该检测。

DNA Lab必须到每一家医院讲解,并且邀请外国专才进行研讨会,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让国内医生认识新事物。

接下来,还会与医疗协会推动一系列活动。

由于DNA Lab主要进行化验工作,所以,聘请员工时相当谨慎。

放眼东盟各国设一站式中心

在展望未来,DNA Lab已拟定了三项发展计划,在国内和东南亚市场大展宏图。

首先,公司计划在未来3年于大马成立一家卓越一站式中心,以便打好根基。

第二,之后开始铺路上市,筹集资金和吸引人才,让公司能够有能力冲出大马。

第三,在3至5年内,在东盟不同的国家设立一家一站式中心。

黄勇伟解释一站式中心的定义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DNA Lab都能够帮客户解决,不需要到国外寻找解决方案。

他说,国内外的技术几乎都是一样的,公司已有最先进仪器,目前可说是应有尽有。

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市场成熟度。

从创办公司至今,已投入大约500万令吉。

目前,仍属于小型企业的DNA Lab的增长空间受限,这几年都一直在想着筹集资金的方式,以便扩大公司规模。

“我希望把公司做大,而上市就是最佳方式之一,这不仅能够集资,还会增加知名度,成为吸引人才的工具。”

由于东南亚发展前景非常好,所以他放眼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站式中心,再把这些中心联盟在一起。

他指,每一个国家面对的病疫不同,所以公司投放的焦点也会不同。

举例,大马和印尼以肿瘤科为主、泰国负责深植科,而越南则是传染性病毒。

走出海外需合作伙伴

自2012年进军印尼之后,DNA Lab放眼下一个目标市场为越南。

公司已在该国申请了营运执照,目前正等着有关批准。

由于进军海外市场将面对相当多的挑战,所以公司都会通过联营方式,扩展海外业务。

他表示,由于公司规模不大,资金和人手都有限,到海外发展,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否则成功率不高。

不过,要打造一站式中心,不是那么容易。

支援人手不足

DNA Lab开创时,一切从零做起,所以面对支援人手不足的问题,例如遗传学咨询师不够。

他表示,其他大学目前有计划培训新的咨询师,所以公司在等着这批毕业生,然后再提供在职培训。

此外,在聘请员工方面也相当谨慎。

他指出,业务最主要是以进行化验工作为主,这并非一般的生物医疗专才就能做到,还需要很多在职上的培训。

“从采样到化验的过程,都必须非常细心。假设不小心污染样本,也会导致检验结果错误。”

目前,公司会从大学找毕业生,成功通过6个月的培训后,才能成为正式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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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趁着尚存一口气 继续献一份力

丧礼常客(下篇) (由热爱华教人士感动赞助) 

报道|黎添华    摄影|黎添华、受访者提供    

视频|Artisan Production

2012年,语文课向来不好的阮伟伦毅然报考了华文。尽管最终成绩出来只得C,但这成了他这辈子最义无反顾的骄傲。

阮伟伦曾是华教之旅的参与者,当年他因为这活动首次听到林连玉等华教斗士的故事,而当得知自己能参与这活动,是一群长辈在背后低声下气地向丧府筹款后,心里十分激动,因此他坚持报考华文。可惜的是,随着“丧礼常客”们一个个地在自己的生命中缺席后,他开始意识到未来可能将不再有这样的活动。 

对阮伟伦来说,以前他总认为自己能说中文是与生俱来的,而在校内能念华文更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了解 我国曾数度险些没有华文的历史后,他才发现一切承载了许多的心酸,不少人的付出。 

“林连玉的伟大是为华教争取地位,而前辈们(丧礼常客)的付出则捍卫这得来不易的地位。他们奔波劳碌去募捐,100令吉,200令吉这样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真的很不简单。” 

如今他因为掌握中文,多次当上友族同胞与中国商业伙伴的桥梁,成为陌生游客的翻译,当大家都惊讶于他为何能说得一口流利中文时,他心中笃定踏实之余,更多是感恩。

惟,因为年岁渐长的关系,还能走动的、还在世的‘丧礼常客’是越来越少的。伟伦就担心,若这些前辈不在了,未来就可能更少学子能到访林连玉墓园,甚至再也无法好好认识华教。 

目前,年仅26岁的伟伦能做的,就是协助带领学弟妹参加华教之旅,而且还连续五年如此奉献。他表示,自己无法像前辈们那样到丧府募捐,但看着前辈们如此付出,自己也想尽一些绵力。

宣传不足被质疑

伟伦的担心是存在的,记者在构思这个专题期间,2位“丧礼常客”就先后不幸地离开人世,一位则行动不便,无法参与采访,而另一位85岁的前辈方光烈更是拿着助行器参与短片拍摄。

在他们年岁渐长之际,家人都希望他们减少活动,然而他们却似乎担心做的不够,所以越是趁着自己尚存一口气就做得越多,其中林连玉基金槟州联委会代主席刘国权便是一个例子。 

77岁的他因为年纪渐长,体力不佳,所以家人希望他减少活动,然而他却在最近这几年,从外围支持力量,加入成为一分子,甚至最近当选副主席,再成为代主席,丝毫没有减少自己的参与程度,反而还越走越核心。 

“越来越少人参加,先行一步的反而更多,所以我必须得继续下去。” 

在参与丧礼募捐的过程中,他发现始终有人会对他们的身分保持着怀疑的态度,甚至质疑为何募捐后却不见任何作为,面对这些声音,他没有难过,倒是认为是组织的宣传仍不足。其实募捐所得都会用来资助林连玉纪念馆的基本开销、职员薪金、华教活动等。近年来,他们也开始在捍卫母语教学,文化传承上做得 更多,因此需要社会资助。

观念阻碍募捐

“民众不会怀疑林连玉基金,只是他们以为我们拿了钱就应该举办中秋、新年等活动,再不就该颁发奖学金之类的。但这些已经有其他社团组织负责了。我们募捐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另外,他们在募捐上也会遇到一些观念阻碍,如,民间始终觉得捐助庙宇,布施出家人的功德比教育更高,因此他们每次在丧府上的募捐所得并不多。 

刘国权在接受访问时很大部分时间是惆怅的,因为他在乎这个组织,却也因为眼下的状况,不免担心起来。他甚至表示,有时自己的体力不佳,加上组织里头全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很多时候一些计划都有心无力。

如今,哪怕能做的不多,能改的有限,刘国权已经不想再去思考了,因为眼下他只想尽力完成当下的工作,有多少做多少。这,或许就是所谓的“鞠躬尽瘁”了。 

定位尴尬 角色受限

曾是林连玉基金槟城联委会要员的方国华是促成这次报道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一心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人关注该会,同时也希望让为华教默默奉献的“丧礼常客”们能被历史铭记。 

尚未步入乐龄的国华是因父亲方光烈才接触到该组织的,然而加入近10年来,他开始发现组织的青黄不接,同时也发现到组织的社会定位有些尴尬,因而担心组织会一天会被淘汰。 

“我们不像董总或教总,他们能在教育课题上代表华教直接发言,我们的定位则更像是辅助的角色,发挥比较有限。”

希望历史记载

再来,他也发现年轻人会因为组织里头的乐龄人士占了95%,因此加入该组织的意愿不大。 

和阮伟伦一样,他坦言,自己也担心组织会有瓦解的一天,尤其越来越少人加入,而现有的成员则一个个离世。面对这样的无奈,他只希望历史能给予这些默默在背后付出的长辈们一份记载,哪怕只是轻描淡写地寥寥几笔,至少能让他们募捐时,不被怀疑、不被轻视、不被打发,更重要是,这份记载能让他们的出现,成为槟城华教奋斗史上的一个被知晓的曾经。 

新生代的安全感Vs.华社的危机感

林连玉基金槟城联委会面对的问题也是总会面对的问题,其中该会全国副主席谢蔡梧就发现,当华语因中国的强大而越受到重视之际,该组织的角色扮演便越发可有可无。

当年,林连玉的斗争理念通过该会得以延续,而多次母语教育受到威胁之际,该组织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然而,由于华文成了华裔子弟入学后的一种‘理所当然’,以及越来越多友族学习华语后,如此大环境是否还需要林连玉基金,这值得探讨。 

“现在的家长或学生都很安逸,没有危机感。因为他们一入学就能念华语,所以大家可能认为不需要重视华教,也不担心华教会消失,甚至认为这个时代不需要林连玉基金。” 

这也是为何,积极推动华教之旅的阮伟伦和方国华就发现,过去国校华裔生参与华教之旅较积极主动,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念华语是何其不易,因此格外珍惜,反之不少独中生就直言自己是被老师派去的,因此兴趣缺缺,意愿不大。

惟,谢蔡悟强调,该会不是只注重华教,而是母语教育。此外,他们更在意母语教育上的公平发展及全民团结,同时关注的命题也开始更广。

“现在越来越多友族念华校,甚至学习华文,我们希望办好华教,让友族认识我们。过去我们懂得国语而了解他们,如今他们若能了解我们,无疑进一步促进族群友爱。”

换言之,其实该组织关注的课题,远远超过我们是否能继续念中文那么简单,遗憾的是许多人看不到这点,结果让该组织越走越艰辛,而槟城这群风烛残年的老人们也还得一家家奔波筹款。如今,该组织积极转型,希望能接触更多友族群体,同时也进一步地与年轻人接轨,希望为组织带来新气象,同时也能走得更稳健,更长久。

结语:坚守到最后一秒

“林连玉”3个字对关心本地华教的人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然而,在其120岁冥诞,以及被褫夺公民权60周年的今天,或许还有更多的名字值得被书写、被认识、被铭记。 

数十年来,许多华教人士都做出了程度不一的付出,其中,槟城这群“丧礼常客”更是默默地在自己逐渐殆尽的日子里,安分守己地守护华教。他们以最卑微的姿态,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不求回报奉献,“林连玉”这个名字或许就只停留在某个阶段。 

还记得为老人们拍摄短片那天,我问起丧礼募捐会坚持到何时,身后一把声音大声笑说:“直到我们的丧礼那天”。回过头时,我只看到一群笑弯了腰的顽童,豁达纯真,却找不到这把声音的主人。无疑,“丧礼常客”们会在生命殆尽的分秒中,坚守到最后一秒,即便最后捐款捐到自己的身后事上。 

要是哪天,里头的成员都不在了,组织也走不下去了,至少这些曾为华教而奔命于丧礼的老人们,曾出现在这份文字记录中,而正在阅读此文的您,至少也听到了他们的故事,知道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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