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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的真谛
——读钱理群《我的回顾与反思》

读钱理群的书,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不断地自我反思。这种频密地反思,大概与其曾经历过文革、并一度是文革积极参与者有关。钱理群值得让人肯定的,正在于此,他不回避也不否认过去,反之透过自我揭露与反思来进行忏悔,更为重要的是,借此梳理其与毛泽东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



一如其他中国知识分子,钱理群曾深深地崇拜毛泽东,认为毛是世界的救星,能够协助受苦难的人们走出困境,走向希望,建立人间天堂。然而,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无论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都带来巨大的灾难,结果人间建设为天堂不成,反到变成了炼狱。为何会发生这些事情?作为知识分子,这是钱理群数十年来不断叩问、探究与反思的核心问题。

在钱理群的反思路程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无疑是其中一个核心议题。由此延伸出来的,则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知识分子与民众之关系,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集中在钱理群于2002年在北大上的最后一门课,而这门课的讲稿记录后来出版为《我的回顾与反思》。

知识分子被贬低

以下就《我的回顾与反思》一书,特别就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第五讲),梳理如下:

中国自上世纪踏上现代化之路以来,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就不断处于变动之中。例如,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相信启蒙主义,希望透过对民众的引导和启蒙,来改善中国人的恶劣的国民性。



然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到了30年代由于整个政治思潮的左倾,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出现了微妙的颠倒。例如,“文艺的大众化”成为文艺工作者激烈辩论的课题。起初人们还相当肯定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导师,仍遵循五四的启蒙主义的套路。但后来整个讨论却转向了,民众的地位被提高起来,反过来知识分子则被贬低。

到了40年代,这个情况由于战争之故,知识分子的作用更显局限,因为在国家大难面前,知识分子能文不能武,一无是处,结果五四启蒙主义宣告破产,知识分子的地位进一步地被贬斥。毛泽东于此时提出一个命题,认为知识分子若不和工农民众结合,就会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工农化

紧接着,毛泽东再一步地把此命题往前推论,得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结论。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民众学习,而且这种学习是单一面向的。

由上述可知,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早期启蒙主义时的高高在上,到后来却变成被改造的对象。钱理群对此问题做了深层的分析,并进一步指出,这种“人民崇拜”,最终由于共产党的操弄,很自然而然地被推论成“党的崇拜”,最后变成“领袖崇拜”。且节录一段原文如下:

“问题在于,‘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最终就落实到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革命队伍’……(中略)而革命队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所领导的,‘人民至上’最后就必然落实为‘党至上’、‘领袖至上’,‘人民崇拜’也最后落实为‘党崇拜’和‘人民崇拜’,‘人民本位主义’的理想的现实实现,必然是‘人民代言人本位’。”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无论如何,这种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掉位,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又有了新转变。70、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从9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离地,变成贵族,与民众关系渐疏离,而耽溺于自己的小小世界中。此时,知识分子倾向于把民众当作“暴徒”看待,不信任民众。这么一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上述的爬梳与反思,钱理群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不过是从一个极端(五四启蒙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崇拜)到另一个极端(民众崇拜,最终演化成领袖崇拜、独裁极权);而到90年代,出现另一个可悲的格局: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分离。

钱理群这段反思所得出的答案是:“我发现,中国的启蒙主义有一个基本问题,它强调知识分子引导民众,却忽略了民众自身的主体性问题。”

一个真诚的朋友

民众的主体性所指为何?用书中一段话来说,就是:

“鲁迅提示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底层人民,特别是他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应该反映他们的疾苦,并且尽可能的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仅此而已,你不能代替他们。你既不能居高临下的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你也不能以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你只是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的朋友,你的责任是说明他们认识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要解决问题还得靠他自己。”

钱理群这番反思,对我相当受用。近年来与朋友举办各种小型读书会和读文会,在活动形式方面开始努力做一些调整,倾向于实现水平式的、彼此平等的讨论会,而不是上下结构分明的导读与听众关系的讨论会,其背后的考量就是,我们并不想要去“启蒙”别人,而仅仅是提供方便,让大家聚集一块,让大家自我“启蒙”。“启蒙主义”的真谛,大概就是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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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知识的旅者

时间匆匆,转眼又到岁末。〈读书人〉今年最后一期,特访问专栏作者吴小保,分享他的阅读规划、阅读心得以及新一年的阅读展望。

吴小保

●个人是否有阅读规划?若有,去年的阅读规划还满意吗?你会特别偏爱哪些类型著作?



2013年大选结束后,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匮乏,当时定了个长期阅读计划,希望能够从政治光谱右派著作开始读起、以左派为终点,好好充实自己。然而,起初对这领域并不熟悉,只能慢慢摸索;走过不少冤枉路(读到烂书),但一路读来,还是小有收获。

记得一开始不懂分左右,只好从书柜随意挑选。选了本金里卡(Will Kymlicka)《少数群体的权利》,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的课题。之后又读同一位作者的《当代政治哲学导论》,但忘了碰到些什么状况,当时并没有一气呵成地读完,只看了前两章;拖了几年,至2016年才把全书看毕。

也读了其他一些导论性质的书,但都忘了书名。

选读倾向左派著述

接下来几年选读的,都比较倾向左派著述,偏离了起初“由右读起”的规划。几年前,台湾心灵工坊一连出版几本日本左翼思想家的著作,我都不错过,先后读了《柄谷行人谈政治》、《世界史的结构》、《伦理21》、《哲学的起源》和《帝国的结构》。书柜上还收了好几本柄谷行人的书,如《迈向世界共和国》、《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和《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还未有机会好好研读。



那两三年,柄谷行人是我主要的学习对象,之所以,一方面与其简明的写作风格相关;另方面,则被其“解放世界”的理想所吸引,毕竟是年轻人,容易热血沸腾。

同时也接触其他左派论述,比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新帝国主义》;罗拔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为无政府主义申辩》;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真实乌托邦》等。

然而,也许阅读口味太过偏颇,虽成功形成了特定观点,却对自己的信念缺乏更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自知长此下去,大概会被同温层所困死。

●阅读对你而言有何意义?

阅读跟自己立场不同的书,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方面好好认识不同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可以再三反思自己的立场。我相信,一个没有经过反复检验的信念,是不值得信仰的。

阅读的意义,对我来说大概就是如此:让自己成为一个旅者,离开故乡,去探索不同的世界。当你重返故乡,就会用不同的眼光审视它,对它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去年有哪些著作或作家特让你印象深刻?其特点在哪?

大约从2016年(或2015?)开始,比较有意识地选了些右派著作来读,于是冥冥中又回到了当初的规划,虽然顺序是颠倒了。

读了几本右派的书,但还不算有深入了解。如《经济学人》出身的约翰米克斯威特(John Micklethwaite)、亚德里安伍尔得礼奇(Adrian Wooldridge)的《第四次国家革命》,该书认为政府职能过大、却又缺乏效率、并导致债台高筑,因此主张削减政府职能,把大部分责任交给私人界或市场承担。

从2016年起,比较集中地读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先后看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下卷)、《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福山是当今有名的政治学者,曾在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后于1992年扩充写成《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历史的终结”命题之提出适逢苏联瓦解之际,在国际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遭左派激烈批评。

逼迫重新思考一些想法

透过福山的书,逼迫我重新思考一些想法。过去受柄谷行人影响,对“国家”有着相当负面看法,认为它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然而,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却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缺乏健全且自主的政府,人民就无法享有优质民主。比如,美国由于有着很强的不信任政府的传统,因此设置了很多约限政府权力的繁文缛节,其结果是导致政府功能不彰,最终是人民买单。

我们固然不必照单全收福山的所有观点,但我想,公允地说,福山是我相当欣赏的作家——毕竟我年纪渐长,开始学会欣赏不同立场的人。

欣赏福山主要有两点,首先他懂得提出好问题。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福山提出:人类现有的伦理与政治制度与人性相关联,一旦不断取得突破的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这对我们的伦理与政治制度带来怎样的影响?其次,跟柄谷行人一样,福山的著作平易近人,不会有太多吓死人的专业术语(现代知识人的魔咒、凡夫俗子无法掌握的语言),而且他是个旁征博引的学者;也是一个说故事者,能够把复杂历史用相对文学的方式说出来。

●明年有什么阅读规划?

2017年将尽,2018年又是个挑战的年份。从2013年至2018年,正好间隔着两次大选。

回顾这5年,所读的书不多,但小有收获。展望未来,除了继续研读政治、社会学类的书籍,也希望将来可以多读不同领域的书,尤其是科普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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