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控制通胀应对全球化
实现人民经济

根据罗伯特波林博士(Dr. Robert Pollin),实现人民经济的障碍,还包括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包括贸易赤字、移民和外汇管理。

实施消费税和令吉不断贬值,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进口通货膨胀。



全球化和金融业自由化已经改变了许多经济学理论。

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将对大马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现在依旧不能准确判断是好是坏。

这些挑战犹如海啸,很容易在一瞬间淹没在发展中经济体(如大马)。

在2000至2015年这为期15年内,大马的官方消费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率)平均约为2.25%。



自1961年以来,通胀率比起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幅度可谓越来越小(见图1)。

生活成本高涨

这些数据透露了什么问题呢?让我们看一下实际方面的比较。

1999年的椰浆饭普遍售价为一包1令吉(在那些年里,最便宜的可能低至60仙)。用这一价格和时间在未来每年乘与1.0225直到2015,这被称为“复利”。

计算后,你将获得在2015年每包约1.40令吉的售价。

一杯在1999年为30仙的中国茶,理论上今日的价格应该在40仙左右。

然而,在城市或人口密集的区域(通常是大学和商务办公区)价格要高得多。

在双溪龙,其中一个热门的民办大学所在地,中国茶售价高达70仙!

工资跟不上房价

最糟糕的是房价与工资的比较。

在1999年,一般(约1400平方尺)的双层排屋为25万令吉。

若房子的通胀率为2.25%,复利至今,房子售价应为35万7000令吉。

然而,现在,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这样的价格绝对不会让你买到这类双层排屋。

在加影,双层排屋的价格介于60万至80万令吉之间;而在如八打灵再也般人口密集的地区,双层排屋价格则高达100万令吉。

在1999年,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每月2000令吉的工资,理论上经过2.25%的复利通胀率,现在的大学生起薪应约2900令吉至3600令吉左右。

然而是否有任何公司愿意支付这类薪酬予应届毕业生?

再者,大学毕业生可否负担得起自己的房子?

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一些地区的交通不便驱使下,他们需要先买车以便工作),除非他们生在富有家庭或拥有过人的天赋。

不要忘了食物(以上提及的椰浆饭和茶)和其他生活开支成本,也随着通胀增加了。

消费税和巨大的货币贬值,令通货膨胀已经变得更难以控制。

中产阶级财政陷困

基于通货膨胀和令吉走软,年老的养老金领取者也会发现他们的储蓄在普通消费后变得较快耗尽。

中产阶层的公民,也将因为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包括海外旅行或购买进口商品,而遭遇财政困境。

想要送子女到海外留学,或甚至购买进口的课本的家长,需要掏更多的钱以应付费用。

因此,“人民经济”是否要排除应届毕业生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福利?

由于拥有较高的原料或生产价格竞争力,令吉贬值有利于出口导向型企业。

然而,这些出口的益处是否能带来强大的经济效益?是否可以在所有公民购买所需要的进口产品花费后,依然给国家带来净利益?

再者,这些利益是否均匀地散布至整体社会?

消费税和巨大的货币贬值,令通货膨胀已经变得更难以控制,这对几乎所有层面的社会人士来说是难解的困难。

如果社会福利受到负面影响,我国是否仍正确地走向人民经济?

国际企业可起诉成员国
跨协削弱人民福利

对付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如今,在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再是“与我们无关”。

在金融市场上发生的事,可能影响外汇和一些相关部门或私营投资,这源自于全球化、自由化和数码化。

现时期,影响大马的主要国际发展,莫过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将泛太平洋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除外,TPPA在这方面的决定是有很大的争议。

研究与全球化中心(加拿大)关注的是TPPA的战略决策功能。

 TPPA是否为了美国的利益,利用整个东盟 (许多发展中国家) 的潜在力量,以便在未来经济方面抗衡甚至驾驭北京?

该研究中心也强调了两个可能是大马政府(政策制定者)所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一)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

 这代表若因为国家政府所实行政策影响公司利益,公司有权在国际仲裁法庭向国家政府寻求赔偿。

换句话说,大马政府可能将因为保护本国行业的利益所办的福利补贴,而被在我国发展的国际企业起诉。

此外,补贴穷人的福利也可能将被认为是“不公平竞争”。

(二)不利人民健康

TPPA敦促不受阻碍地引进基因产品、逐步取消对酒精饮料和烟草关税、大幅扩展医药产品专利(这将妨碍获得负担得起的药品),以及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更积极监视用户以保护版权制度(这同时将保护个人隐私的任务化为乌有)。

这些都是大马这些年所不能(也不应该)实行的政策。

难道要划破或将人民的福利出卖,只为参加一个国际贸易协议?

从历史上看,2009年1月,大马已暂停我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自2005年开始)的谈判。

尽管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美国支持入侵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贸易协议的许多要求,与我国的国家利益冲突。

如果是这样,大马同意TPPA又是为何?

对我国来说, TPPA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计划如鱼与熊掌般存在着。

此外,这两项计划同时提醒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冷战。

因此,加入TPPA可能会造成大马和中国之间不愉快的关系。当然,如果鱼与熊掌皆能兼得,当然是再好不过。与TPPA一样,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存在挑战。

一带一路危与机并存

一个简单的谷歌图片搜索“新丝绸之路”将显示经济带,它涉及通过中国北方链接中东,再链接到莫斯科和欧洲(土耳其、鹿特丹和威尼斯)的公路或铁路。

同时,2013年大马的主要出口和进口目的地是新加坡、中国、日本、美国和泰国。因此,“新丝绸之路”所穿过的主要国家(中国除外)与马来西亚的国际贸易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而,“一带一路”的倡议在中国的外资流入大马方面,给我国提供了机遇,也同时浮现了潜在的挑战。

面临多重挑战威胁

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不包括香港)是大马的第五大外资(FDI)流入国。

如果大马的贸易和外交政策更偏向于中国,而不是美国的话,中国和香港的外流入是否会更大幅增加?

除了国际贸易,我国也面临数码全球化、国际移民(包括人才外流和政治庇护)、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挑战。

这些因素都可能对大马带来致命影响,当然也包括我们走向人民经济的道路。

结论

通货膨胀和全球化是大马在国内和国际所要面临的双重挑战。

今日的努力耕耘才能保证日后的丰富收获,先苦后甜是理所当然的。

克服所面临的挑战,可以为未来带来更正面积极的影响。

然而,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沿着我们步向人民经济路径所将面临的挑战和障碍。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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