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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语语系的暮色或晨辉中

在前五一三的年代,马来西亚国民型初中的一般教科书多用英文,记得历史课本内容颇多印度与中国历代王朝与战役。

语文类方面,华文课除了选读文言与白话诗文的课本之外,还有一本《中国文学故事》,于是体认到唐宋元明清之后的“民国-中国”,其实离我们没有太远,甚至和父祖辈息息相关——从“看不见的中国”到“看见中国”,是很大的文化冲击。



但是,即使在当时,就像罗兰巴特说的,“中国(已)有着无数可能的意义”。中学生活多百无聊赖,于是渐渐看起闲杂书来。我在学校图书馆借得最多的是“中国2.0”的出版品,这批台湾文学彼时不叫“台湾文学”,而是“现代中国文学”或“自由中国文学”。

这“无数可能的意义”的“中国”(复数中国)——大汉王朝、大唐国、大宋、大明帝国、大清帝国、中华民国、文革中国、自由中国、共产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台北、唐山、大陆、内地——这是一张颇为混乱捍格或混搭的“中国网”。

“华人”者,“华夷人”也

但不管怎么混乱,这几个中国都自视为正统、纯正、中华正溯。在“中国网”的标度以外的,乃夷狄之学南蛮之民。

那在标度以外的,是一个跨域的座标:在“中国1.0”及之前离散移出的中国人及其后裔处身南国风土,500年来华洋混居、华夷杂处,甚至通婚,“糅杂/惹杂/罗杂”(rojak)化势不可免,故“华人”者,“华夷人”也——王德威的〈华夷风起〉一文里头所论述的,即此认知之体现。



“华夷人”讲华语,讲多种华南方言,或英语,或马来由,书写华文文学,或英文文学,或巫文文学,各得其所。讲华语与华南方言,或坚持要会讲华语(与华南方言),彰显的正是自己的族裔身分与(多元)认同,而非以发扬光大孔子学院的“华语帝国”大业为己任。

同样的,华马作家书写华文文学,固然是传承中华文化传统香火,却也是各凭本事再现或介入眼前现世的人间物语。(也许我可以仿拟一下我的同乡林玉玲的话说:在华小与国民型教育下成长的我,到了十几岁时,华文早已无可救药地成为我赖以阅读、说话、书写的语言。我是毫无愧疚的华文追求者与爱好者。)

成就自己的文化修养

中华文物拍来卖去,怀璧者早已不必是我族,顶多是显露其对中国风品味喜好。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中国历史故事、六才子书、四大奇书、古典诗词乃世界文化遗产,早已为世人宝山,有人涵泳其中,自能吸取日月精华,成就自己的文化修养——这跟埋首希腊故纸堆中者非必然为希腊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英美)后殖民、(马来)霸权、(中华)帝国的暮色或晨辉中,离散华人——华夷人/夷化华人——在华夷语境的文学表现或文化表述,那些声音与文字,在史书美与王德威的视野里,总已是“华语语系表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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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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