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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来:配合“一带一路”
华商应把握回教市场

陈长兴(左二起)、陈天来和陈成龙(右四)分别接领居銮福建会馆三机构赠送的果篮。左一为该会副会长陈永裕;左三起为副会长余云山和署理会长吕联华;右起为副会长辜伟辉、林宝琳和陈清吉。

(居銮11日讯)马来西亚、中国及伊斯兰国家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陈天来鼓励大马华商善用我国身为回教世俗国的优势,在中国政府提倡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争取更大的商机。他指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17个国家为回教国,人口多达21亿,是个庞大市场,华商应把握机会。

“中国是庞大的生产国,而众回教国家中,依靠进口货品的占80%,大马作为第三贸易国,若能借着本身的优势,把中国和回教国家牵在一起,才能创造大商机。”



居銮福建会馆三机构于昨晚举办19周年纪念联欢宴会,身为该会顾问的陈天来受邀致词时这么表示。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拿督陈成龙为晚会致开幕词时指出,目前一些政客和极端分子发表极端主义的言论,扰乱社会秩序,把一向安宁和谐的气氛搞得沸沸扬扬,令人担忧。

“我认为国家要繁荣,国民要团结,必须建立在中庸包容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多姿多彩的优秀国家。”

他希望政府能制止这类极端言论一再被发表。居銮福建会馆也在会上宣布捐献2000令吉予居銮中华中学。

銮中署理董事长王成宗(左四起)和校长廖伟强接领捐款。左起为青年团署理团长郑文川、妇女组署理主席杨玉凤和副财政长陈发;右起为青年团团长胡景富、妇女组主席沈玉萍与财政陈福成。

陈长兴:传承和交流会馆赋予新使命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总财政陈长兴说,早年,全马各地的福建会馆犹如同乡的庇护所和祖籍地的对接口,如今随著时代的进步,会馆的发展已本土化,而且赋予了新使命,传承和交流是会馆目前与未来的方向。

大马华裔重视籍贯

他说,大马华裔代代都非常重视籍贯与姓氏,让会馆有着永续的经营模式,也成了同乡们聚会交融的场所。

林宝琳:减少矛盾华社领袖应胸怀宽阔

居銮福建会馆会长林宝琳表示,华社领袖必须拥有海纳百川,能求存异的胸怀,但很多时候,领袖之间往往因容不下异议,而让组织领导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导致行政工作停滞不前。

他认为,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一个组织要健全成长,领导层必须建立团体的威信和对外的公信力,诚心为组织效劳,以群策群力方式来领导,事事就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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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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