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道德伦理
不健康增长代价大

15至17世纪的文艺复兴,引发了1760年和1840年间欧洲的工业革命。

文艺复兴包含巨大的非经济方面改革和改进,这包括人本主义(道德哲学、诗歌、修辞学和历史)、艺术(包括建筑设计)、科学和音乐。

它还涉及宗教思想改革,特别是从单纯的“神为万能,死后生活(God-after life)”为中心改变成“自我意识,现世生活(self awareness-current life)”为中心。

随后,在所有这方面的改善帮助提振了经济效益和收入增长。

二战破坏后,日本的经济复苏源于强烈的民族主义和职业道德。

大马的就业稳定性相较于韩国和东盟五国(除新加坡)是较低的。

马克思韦伯(Marx Weber)认为北欧强劲的经济,归功于加尔文的新教伦理与它的“精神资本主义”。

历史已经证实了稳固的经济增长(和随后的高收入)都是够通过非经济方面,特别是社会、道德和伦理强大的根本来维持。

怪异的是,就算有了前车之鉴,大马当代经济计划及目标仅仅绕着收入的增长(物质财富),而非物质财富方面是完全被遗忘的。

应避免5情况恶化

安华在他的书《亚洲复兴》认为,增长是必要的,因此问题是什么形式的增长。

他强调了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里,为防止产生消极后果所提及的五种应避免的发展。它们是:

1.失业增长

经济增长中不广泛扩大就业机会。

2.无情增长

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是仅仅对富人有利。

3.无声增长

它不让人变得更有选择权,也因此令另类想法的声音沉默了。

4.无根增长

引起人们文化认同的枯萎和渐渐忘却。

5.无未来增长

现代挥霍子孙后代所需要的资源。

过度专注物质

现在的大马经济增长将逐步转向“无声”和“无根”,这源自于过度专注于物质上的丰富性和国内政治的弊病结果。

使用(或滥用)煽动法令及2012年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案,以防止人民批评政府侵蚀了大马言论自由。

过度开发的基础设施项目、高楼林立、店铺地段及新工业区,可能危及文化遗产,以及对环境和动植物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国民个人对收入越来越高的欲望,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这包括日渐减少的友谊价值、孝顺价值、甚至于造成晚婚的侵蚀、失败的恋爱关系或家庭暴力等。

由于钱被视为无所不能,许多不能在职场上得意的人们,会为了满足亲人或社会的需求,而“狗急跳墙”选择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大量金钱。

因为道德沦丧,他们进行残酷的犯罪锻炼和计划残忍暴力的抢夺方式,以便得到自己所需。

我们也许获得丰富的收入,但却因此牺牲了非物质的享受(安全或道德价值观)。

寄托 自尊 自由发挥三大核心价值观

两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Todaro)和斯蒂芬史密斯(Stephan Smith)在他们所著的经济发展教科书中提及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观,分别为“寄托”,“自尊”和 “自由”。

“寄托”指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如食品、住房、医疗和保障基本需求的能力。

在一般情况下,大马人民已经履行了“寄托”的基本。此外,经济转型执行方案(ETP)等经济转型政策,更计划让经济财富能更平均地遍布所有人民。

然而,许多规划是与实际执行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的不同点。公共官僚能借由各种方式篡改实际计划中所策划的完美构造。

在“寄托”方面,我国达到相当满意的效果。

大马环境条件非常恶劣

表1显示了大马和东盟五国、发达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和香港)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数据比较。

以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对环境的代理)、不稳定就业(社会经济福利)、预期寿命(健康)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收入丰富性)作为比较。

总体而言,大马的就业稳定性相较于韩国和东盟五国(除新加坡)是较低的。

这意味着在温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大马依然有大量的改进空间,大马的环境条件非常恶劣。

国内生产总值(按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与大马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相较下,我国的污染指数比所有选定的国家(除澳洲)相对较高。

烟霾污染并未被列在此数据中,数据包含来自被认为是“从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水泥的制造而产生,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的消耗和废气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

源自印尼的烟霾就像一个年度循环般发生,它不仅损害旅游业和棕油业,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造成影响,危害民众健康,这是收入增长无法弥补的。

大马也有比所有东盟五国(除了新加坡)相对较高的预期寿命,但却比所有选定发达国家低。

印尼烟霾不仅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危害民众健康,这是收入增长无法弥补的。

应以狮城作标杆

事实上,大马应以新加坡作为一个很好的标杆,努力达标。

不幸的是,有关当局和政客似乎较喜欢将我国社会的经济水平与尚欠发达的国家相比较,这促使了“我们是否在向后看?”的疑问。

“自尊”,被视为价值和人格尊重,或说不利用他人成为自己达到目的的被重视感。

通过较高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制造更多的就业,也许能有助于提高物质福利。

然而,产生更大的个人和民族自尊心,则需要良好的教育,以及更加重视文化和人的价值。

“自由”则是与人身自由和选择能力相关的。

在大马,这个核心发展是最为缺乏的部分。也许是因为过分看重稳定性和高收入?

难道国人要为了得到豪华的供养(收入)和不被天敌(国际挑战)伤害,而活得像在笼子里的小鸟,没有自主地生活?

自由指数倒数偏低

表2显示,大马有着最低的自由指数,并在World Press自由指数中排名东盟五国的倒数第二。

大马的经济自由比印尼、泰国和菲律宾来得高,然而比起新加坡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则是较低的。

当我国往高收入移动后,我们是否在过程中牺牲自由?

也许吧!看看在新闻自由方面,比大马低三个等级的新加坡,看起来似乎对这方面的限制毫无反抗而且很舒服。

没贪婪也危险

过度贪婪对增长(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有着一定的害处。

然而,无贪也白搭。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至少经典学校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声称“是的,贪婪是好的” 。

他的隐形手理论中提及,当消费者和生产者试图各自得到最大效用和利润之时,便是市场可以达到最高效率之日。

尽管“促进”贪婪是好的,亚当的自由市场思想,实际上源于他所谓“坚持在社会和经济内附入道德价值”的道德情操论。

这实际上反映了以道德责任限制贪婪的想法。

为了个人利益贪婪地把所有物资占为己有是不可取的,但有适度的贪足以完成远大的梦想,更是成功和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

大梦(不是典型的白日梦)可以刺激个人和国家的进步。

结论:方向错误黑暗来临

经济增长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像圣杯般属于重要的存在。

然而,若方向错了,我们将面对黑暗的来临。

缩小我们的增长目标,以高收入为唯一愿望将使我们走向黑暗。

反之,若扩大增长的目标,将各种福利(非物质财富)列入目标中,就像是蒙蔽着我们走向高尚经济路径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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