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迟钝时代/庄若

如果我说,我是个内向或者沉默的人,可能有人会笑,大多数人不相信。现在的我呵,站在台上,爱讲话爱到恨不得用手捂住嘴巴。

除非是认识有30年资的朋友。他们会知道我有多迟钝,虽然走路和过马路比谁都快(老是走在所有人的前面。有人路见,笑我好像是带着一群鸭子似的)。

可是反应很慢,总是慢得令人不耐烦。记得廿多岁时,有一次约了某前辈和他小姨(是比我小很多的小朋友。)到湖滨公园玩,3人分划两个小艇,我跟小朋友一只,前辈一只。

我不懂用浆,拼命地划,小艇只在湖中打转,气喘吁吁,终于上岸了。前辈笑我:“教育的失败。”是哦,念书时也没谁教我们划艇呢。

所以我很佩服占士邦那类的间谍电影,随便在岸边看见有船,径直跳下去,风驰电掣,追坏人去了。

是怎样的情况,令我“变”了呢?我常说“狗急跳墙”,我是一条好狗。《椰子屋》刚出版时,我要促销也没办法,在《青苗》上班,分不得身。

后来我用500令吉请来的编辑加爱,向我呈辞。我想想,我在《青苗》薪水,也刚好是500令吉。干脆呈辞吧,自己请回自己。

硬着头皮站台

好了,全职做《椰子屋》了。那就有空闲到处做促销兼收账了。那时真是一脚踢(如今的说法是一条龙)。选稿、排版、校对、看版、打包、推销、收账,虽不是一人做完(有朋友帮忙)可就没有不插一手,或一个人完成的。

因此,80年代的《学报》到《椰子屋》的编辑,只有我是硬着头皮站到台上。一站上去,看看台下,不说话不行,就会说了。

大概有十多年是这个样子,上台说的多数是电影,文学反而少。主办当局大概以为电影比较受欢迎吧?我可能是第一个即席发表“观后感”的吧。

有一个时期,受聘前往马华大厦做评论,每星期一两次。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是跟观众一样,坐在台下,头一次看,看完就要跳上台评论。我也不觉得有多难,稍为记得几个重点,上台就说话了。

到处“巡回演出”,最窝心的是到处结识热情的读者。有许多至今仍然是朋友。最惊险的的一次。是某一回到宽柔演讲,须要在新山留一晚。

“最便宜”旅馆惊魂

演讲完了,我和助手阿推要德士大佬推荐一家“最便宜”的旅馆(实在没钱呵)。德士带我们去一家睡到半夜冷气开不着,下楼透气才发现是妓寮的。

翌日醒来,到楼下的餐室,吃完早餐,我走进店里的厕所,回来时,经过一些站着的马来人、印度人。抬眼只见阿推站在马路边,遥遥对我挥手。我慢慢走到他身边,笑问他,是什么事情。他说,我刚经过的两帮人马,正要“开片”呵。我一听才醒了。马上结账走人。

这证明了,我的“钝”,是在骨子里的,没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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