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途上所遇到的难题

现在用电脑,面对的是汉语拼音,总分不出没有“h”或有“h”之别。同时有些字,我是用粤语来读,如“袜”读“密”,非找字典不可。有时先有英文,再找英汉字典来翻译,总觉得找到的字眼缺少了什么。

开始写作的时侯,忘了是14还是15岁,是Form 1还是Form 2。当时我英文程度不会很高,很多新字及其意义都抄在簿子上,记得书写的笔划非常花俏。

中文呢,下午的母语班,可能读了一年或两年,也可能到华联中学的夜学班读了一或两年。(忘了是从五年级开始,还是读Form 3时直接读六年级。)一开头就用中文来写作,主要可能是当时英文水准不够,但中文水准也未必好到哪儿。

只是自自然然的就用中文来写,就好像自然不过的事,就如以后在先修班和大学专修英国文学,除了一篇〈The Sung Vase〉,就从来没有想到用英文来写作。

用中文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更能表现出我儿时那个环境,那个世界,以及在其内生活的人群。

用粤语来念中文

既然选用中文来写作,最主要的难题就出现了:我的中文程度只有夜学的初中一,可能更低,因为年纪大了,许多年轻时会用的字汇,因心情不同,少用或不用,而忘得一干二净。有些甚至不会念了,非找字典不可。再次遇到,又再次查字典。

这是不是意会着我已长大,我已更成熟?那些花拳绣腿的字眼已抛诸脑后。现在用电脑,面对的是汉语拼音,总分不出没有“h”或有“h”之别。

同时有些字,我是用粤语来读,如“袜”读“密”,非找字典不可。有时先有英文,再找英汉字典来翻译,总觉得找到的字眼缺少了什么。所以写短短不上千字的随笔,也要一两天。

那为什么不趁年轻时努力搞好中文呢?就像砂拉越的梁放和麻坡的翁文豪。这两人也是英校出身。说来惭愧。那时我全部时间都花在追求我的太太。那时地球围绕着她转,之后结婚生女后,就围绕着女儿转,过后就围绕着2.6亿转。

唯一的好处是我没有机会播种野燕麦,不会有陌生年轻人找上门来,叫我一声:“阿爸!”让我一惊,忙问:“你妈是谁?”现在有人叫我阿爸的,全是干儿子干女儿。

接下来的难题是:哪一种中文?黎紫书的微小说〈偷〉,提到老林小孙女的“华文老师戴头巾,穿baju kurung”,同时一位“印度老头苏里……把华语粤语说得大珠小珠落玉盘”,原来都是从他那儿偷的。

为了安怃他,小孙女拿学校的习字簿来让他看,写着“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惜那个“家”字头上少了一点。我们本国的华人,是否也少了一点?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华语,好像每10年,用法、语音等,都有所改变。如退休后,在首都做翻译,偶在小巴上遇到两位老妇女,装扮非常马来,头缠着头巾,衣着是卡拜亚和纱笼,开口说话却是道地的50年代华语,“了”说成“聊”,“和”说成“汉”等等。

我到现在还猜不出她们到底从那个洞钻出来。我的华语,菊凡兄所谓的太平华语,也就是50年代的华语,还会说“撩”,但不会说“汉”。那太过刺耳。这种华语,似乎已没有人说了。过后香港泊来大量的华语片,由邵氏、国泰、长城、凤凰、金禾等制片厂摄制;那时的华语也不知是否标准。

再下来,台湾华语片代替,但是越拍越烂,让香港的粤语片东山再起。好像同一个时期,有人开始推动汉语拼音,而不知从哪一个山寨冒出来的立法者,开始规范华语,以中共的马首是瞻。好些华校生都放弃本身的方言,只说华语。(讽刺的是,摇篮曲和童歌都逼的用英文的。)这个世纪,所时兴的是台湾华语,因大多有声有色的马华作家都从台湾留学回来,或仍留在台湾。

台湾华语似乎掩盖了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只有大多老一辈的写实作家才会取用。现在网络通行,许多网络字眼也就被借用。所以我国的华语都拉拉杂杂的。

参杂各种方言外语

可是,这些台湾,或中国大陆或网络字眼,都不能反映马来西亚本土的实情。我们这里的“摩多”,台湾用的是“机车”,查了几本字典,我还以为潘雨桐驾着火车头在路上走动。

又或方北方的〈头家门下〉喜用的“甭”,是从书面来的,想破脑袋瓜子都想不出是来自哪种方言。本地福建话应该是“免”;广东话呢,就是“黄肿脚,不消蹄”。“休克”到现在我还不明其意。不像是“瓜老衬”,而是什么“不省人事”。“土豆”又是什么呢?是我们通称的“荷兰薯”,字典叫“马铃薯”吗,还是“番薯”或“甜薯”?

我国的国情、环境、背景等等都不同。如果只采用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文字,会不会是自我设限,把作品囚禁在马来西亚的某个小小的角落里?

本国的方言群,虽来自南中国,但在中国是被省份隔开,这里则全部都混杂在一起,虽然仍有行业之分,因而有城乡之分,更有教育之分。纵使如此,有些方言是强势的,就变成在某区域里成为通行语,如北马的闽南话,中马的广府话,南马的潮州话(?)每个方言群虽然各自为政,但还是免不了有跨方言群的混杂。

如“郎车”,我到最近才省悟是“人车”,福建话的“人”音为“郎”。“臭卡”原来是“臭脚”,福建话“脚”之音。而“骑楼”的“五卡基”更是马来话的kaki,变成跨族群。

虽然各族群,因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的泛滥,而开始如缩头乌龟地缩入各自的族群中,但总免不了日常生活中的接触或往来,因此避免不了语言的参杂。

你若细听我国华人的交谈,你也许会发现参杂各种方言、马来语以及英文。这就是我国语言的特色,万万不可以纯正的华语来替代。

由此引申出来的难题是如何找出一种文字,一种道道地地的马来西亚中文,能够表达出各个族群,各个籍贯,各个阶层人们的语言习惯。

职业上的专有名词,照理是可以从网络上寻找,但那些比较草根性的呢?如汽车修理员,用词是从英语参杂马来语而来:tanki、史班那等。与政府部门交往的用词,如三万、乌供、莎拉等。

是否缺少原味原汁

另,方言大多有音无字,如我的〈玛格列〉,丈夫欲出门去酒吧,妻子抱着女儿迎他出门,叫她跟爸爸说拜拜。丈夫却叫女儿吻他,当时想不到是“锡”字,而用了sayang。

黎紫书可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法:不必用方言文字,可以用正统中文,但语法却是方言式的。如:来来来,吃饭先。这一来,也可以用来发表长篇大论。不过,这个方法也可能出现问题。

记得第一次游中国,去的是中山和珠海。地陪是广东妹,有次要我们去完洗手间后,有对台湾来的父女,其父大声答:“我们不玩洗手间的。”台湾人和香港人都有个共同点:看不起中国大陆人。

至于是否能用英文或马来文,我的〈寻牛记〉有一大段英文引录,张永修就反对,说这不是英文小说,逼得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因而避过那个f字。

可是出书时,因黄俊麟用的是我的原稿,那篇英文保留住了。该怎办呢?是否全部翻成中文,只在某些情形下才保留一两句短短的英文或马来文。

如我的〈吾夫吾妻〉和〈有情人〉。前一篇我曾把几段英文书写翻译成中文,尤其有关校长退休后的生活。

这又引起另一个问题:是否缺少了原味原汁。比如说,新加坡为了消灭方言,把粤语片都配音成华语,那个味道就大打折扣。又如莫言的《红高粱》被翻成英文,那“不是省油灯”就把译者搞到一筹莫展。又比如syiok sendiri、frus!,Mat 什么什么的,自有它们不可翻译的umph!

我认为,我们要写出一篇东西,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环境的反应,对其有所不满。所以我们的作品不能发生在虚无中,而文学依靠文字,因此必须对文字多多关照。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有伸缩性的文字,来包罗这一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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