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停刊/庄若

30年前的某一夜,暗黑里,我站在“学报社”书桌与文具架之间,思前想后,突然悲恸莫名,蹲着低泣起来。

那年我23岁,《学报》停刊,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打击。

突然门打开。老板(其实是董事主席)邓先生走了进来,看见我,面对面,也吃了一惊。他黑着脸,斥问为什么我有门匙。我说编辑有时会回来开夜班。他要我把锁匙还他。我走下楼,看见楼下有一辆货车。

一夜之间消失

就在那一夜之间,“学报社”不只名义上消失。所有物质也同时消失了——包括影印机、打字机、办公桌椅、所有的文具。对于读者来说,最是可惜的,是货仓里历年剩余的《学报》。不晓得这些剩书去了哪里?有朋友说,曾经在某报货仓见到,因为停刊之前,曾经传过某青年组织要接手。我是相信的,或许那些《学报》就在报馆货仓静静压着,经过某些岁月,最后送出回收了吧?

没经历过《学报》停刊的读者,不会知道失去《学报》的悲恸,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老读者,更着紧的是《学生周报》,所以是哀伤比较慢,不像《学报》读者是一下痛击,难以承受。

《学报》为什么会停刊?这件事当然我最清楚。“学报社”欠职员薪金,我们曾经到公司注册局,查问公司组织详情。

原来自从退出“友联”独立以后,《学报》是一家联营的出版社,股东大概都是一些“老学友”,或有政党背景的。每人出5000令吉支持《学报》。在80年代,5000令吉说小不小。已故姚拓先生,开始时还是股东,后来大概“护航”任务已毕,退出了。

至于《学报》为什么做不下去?牵涉法律人情,我也不便多说。

如今回头一想,没了“友联”的支持,《学报》本来就不应该“专业化”;须以“同人杂志”方式,才能够支持。“同人杂志”通常是业余的,除了印刷费,就没别的开支。不像当年的“学报社”,除了两到三个编辑(雨子最后一个月报到。) 还有一个美术员,一个打字员,一个发行员,一个经理,再加上董事主席每月支薪2000令吉,开销可说不小。

催生同仁杂志

当然这是“马后炮”。一来,当年“出版准证”不易得;所谓“同仁刊物”,可说是非法的。二来,《学报》停刊之后,出现《椰子屋》和《白屋丛刊》(忘了哪一本先出?)才开始有“同仁杂志”的概念。

再看看后来出版的《天蝎星》,《青梳小站》,陈强华的《向日葵》,以及《钟爱》等等同样A4大小,页数、内容相似的刊物,可以说的是:都是“《学报》停刊”才催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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