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失落,秦皇之罪?

秦始皇统一文字,致古文失传,成文字浩劫罪人;

为巩固政权,统一天下,不惜“焚书坑儒”,留下千年骂名。 

然而,统一文字是乃李斯之议,古字变革,面目全非,亦非秦皇之过。

历朝历代,古往今来,哪个掌权者不曾禁文、禁书?

清朝“文字狱”更是凄风惨雨,血腥杀戮,

比起秦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时候——为秦皇平反! 

现有的考古发现,中文方块字从古字跨到今字的重要变革,早在秦朝之前;至于以文罪人,焚书坑儒,更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至清朝文字狱,更是腥风血雨,史上之最。

如果史书都烧完……

新加坡创作人梁文福《历史考试前夕》怨叹“如果秦始皇烧书都烧完,我不必读到凌晨三点半”——真是其来有自。

秦皇焚书坑儒,烧的是政治文书、医书、卜巫、种植和其他无关朝廷和帝皇的学术类书籍,继续流传后世,否则今日历史考古和文字研究学界,翻天掘地三千尺也可能找不着一点渣。 

马来西亚文字学学者兼拉曼大学及马大中文系退休讲师王介英

隶变,文字演变分水岭。

秦皇统一文字,消灭古字之罪,虽不至于“莫须有”,却有点言过其实,一人顶百人罪。 

马来西亚文字学者兼拉曼大学退休助理教授王介英说,汉字真正面目全非,主要是“隶变”造成的——从古文字变成今文字(汉隶、楷书)的分水岭,秦朝时期的古隶,是篆变隶的过渡期的形体。 

三人小组负责统一

隶变之前,中国古文字经历过一个重要的整理、正定的工作,即“书同文”,把写法不同的异体字废弃,使文字的形体统一起来。这项工作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当时秦以外的东方六国,很多字的写法与秦国不同。 

促成这一个重要过程及执行者是秦朝丞相李斯,他奏请“书同文”——统一文字,即现在所谓的“规范”,秦皇的角色是批准这项提议。而后,李斯、赵高、胡毋敬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这项千古工程。 

“虽说统一,其实是在大篆的基础上进行‘或颇省改’,就是有需要的才改,否则照旧。” 

有关这段统一文字的另一说法是“去其不与秦同者”。战国有七雄,除了秦国,另有六强,齐、鲁、燕、赵、魏和楚,许多文字都和秦不同,尤其是楚国。这种“各有各写”的现象主要是各自为政的结果。这也是李斯认为需要“书同文”、“去其不与秦同者”的原因。 

“一个中央政府够强大,一项政策就会有显著效果,但秦朝的统一文字却没有彻底实现既定的目标,因为秦朝太短,只有27年就灭了。之后西汉时期流行的是古隶,在民间已经无人使用小篆。” 

有“小篆始于秦皇朝”的说法,象形古字在隶变之后正式被今文字取代。王介英指出,中国文字的第一次整理正定是秦朝时的“大篆变小篆”。 

战国末年,大篆线条平直化,“篆变隶”的走程就开始了,至东汉才完成“隶变”,文字学界将这个阶段定为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也是往后汉字发展的决定性阶段。 

隶变才是真正改变

“隶变才是中国文字真正‘面目全非’的改变,翻天覆地,也是空前绝后。在这之前的篆书,仍有象形的意味,到了隶书,却干干净净,一点象形的痕迹都没有了。” 

战国末年,篆的文字称为大篆,绝大部分小篆文字来自大篆,仅20%至30%“或颇省改”,其余照单全收。秦朝李斯正定文字后,字体结构就基本确定下来。 

“秦皇统一天下之前的战国末年,民间流传一种古隶,因主要在秦国使用,亦称秦隶,这种书体的笔画没有正统小篆的婉转,而是呈平直化。从秦墓的出土文物考证,早在秦朝之前的古隶,古文字就已开始改变,为方便人们使用而草率化,平直化。”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从小篆到隶书的文字演变,主要是线条变成笔画,结构不变。王介英以“江”字为例:“水在左,右为工,小篆隶书结构一致。”这也是李斯书同文对后世文字统一的功绩。 

统一文字,新旧过渡期。

甲骨文时期,汉字就被认为已经“成熟”,再经历小篆、隶书的优化,到了楷书,汉字已趋于定型,沿用至今,也不再出现新的字体。今时今日书法所用的隶书,就是从东汉时期流传下来的汉隶。 

“唐代以后,没有大量增加新字,因为已没那个需要,原有的字足够使用,也可组合‘合成词’,应付需要。后来的文字发展主要是部件的删减构成简化字,结构上已没有大修改的必要。” 

楷书完成演变历程

一般认为,楷书始于唐朝,实际上,楷书萌芽于魏晋南北朝,之后还有隋朝,才到唐朝,这时候楷书才真正完成了它的演变历程,汉字发展也到了巅峰,至今未变。 

文字演变,从来就是由繁入简的渐进过程,并且有个必然的新旧字体并行的过渡期,并非短时期所能成就的。 

王介英强调,秦朝所谓的统一文字,并非毁旧创新或无中生有,而是收集民间所使用的文字,加以整理后才“或颇省改”,真正修改的字其实不多,大部分文字原封不动。 

《熹平石经》标准范本

“那些文字其实都是民间创造,一直延续使用的文字,李斯只是收集、整理、规范成统一的文字而已。为何要这样?因为混乱,一个地区的人这样写,另一个地区的那样写。” 

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兼书法家蔡邕,奉命校定六经文字,发现流传过程遭篡改或误抄,文字多有谬误,贻误后学,因此隽刻《熹平石经》,作为标准范本。 

“蔡邕也是从民间收集这些文字,而后进行规范。后来的楷书及至现代的简体,也是一样的情况,简化字有草书楷化,繁体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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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浩劫,历史不幸。

正确来说,古文字并没消失湮灭,而是经历过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使篆变隶、变楷。焚书坑儒以致古代文献亡佚,的确是一件不幸的事。 

一般人只知清朝文字狱和更早之前的秦皇焚书坑儒,但以文入罪于人之风,历朝历代屡见不鲜,至清朝而达至史上之最,入罪手法各有不同,秦皇以坑儒留后世骂名,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皆以文字狱和株连无辜留下污点。 

《汉书》记载,司马迁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被套以大逆不道之罪判处腰斩;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开罪权臣司马昭而被判斩刑;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撰的《国史直书》揭露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辱史而被下令族诛,史称“国史之狱”;晋代《秦始律》“禁星气、忏纬之学”,私藏者刑法从有期徒刑上限至极刑。 

禁毁私史无一幸免

即使唐朝盛世,也免不了禁书毁档;文风浪漫的宋朝,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文字狱不在少数,尤以宋高宗当政是为最,禁书焚书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被禁毁的对象,《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及程颐著述等等,无一幸免,苏轼也因讥讽朝政,被逮系乌台,下狱数月,牵连39人! 

元朝虽短,政治暴政,禁毁图书和档案之举持续;明朝300多年,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到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明武宗、明世宗,文字狱暴政“一代胜过一代”,上至翰林学士、下至地方学府教授,因文而惨死者多不胜数。 

清朝文字狱,残酷、荒唐、腥风血雨,程度不输秦皇焚书坑儒,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网之密,株连之广,治罪之严酷,史上前所未有。在令人颤栗的文化恐怖主义政策下,文人学子动辄得祸,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现实敏感的学术领域,一头栽进训诂、考据的古纸堆中去讨生活。 

总销毁书册70万部

清朝文字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顺治7次,康熙及雍正各施20多次文狱,乾隆达130多次!明史案、年羹尧案、吕留良案、屈大均案、清风不识字案、维民所止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古稀罪”案……一桩桩,一件件,皆是史上的刺眼记录。禁书之广,秦皇也“望尘莫及”,不止涉及思想、历史、政治和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四库全书》更被搞得彻底,禁书达3000多种,超过15万部,总销毁书册70万部! 

中国史学家顾颉刚形容这段持续200多年的文字狱“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近代销毁书籍和档案仍时有发生,“八千麻袋”是一典例,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夕,焚烧档案达到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动员80多人,连烧三天三夜! 

不过,正确来说,除了秦朝和清朝属于政策性的大屠杀,其余朝代的事件都是零星事件,昏君小人所致,属于历史的不幸,总括而言,大部分朝代政策倾向开明,这些都可从历史文献看出。 

王介英坦言秦皇焚书坑儒“没有导致文字古书湮灭那么严重”,“焚的主要是诸子百家、政治观点有问题的书籍,没有涉及非反动性的、实用性的、学术性的书籍”。无论如何,毁书暴政是事实,考古和文字学界研究所得,幸存至今的儒家著作,是民间私藏的“壁中书”,以及秦灭后仕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在秦朝之前的战国时代的鲁国文字记载。 

世事无绝对,历史评功过,没有绝对的罪人,也没有绝对的伟人。秦皇有冤……待雪。

古字湮灭 方块独存 

人类的文字,始于符号和图形,但绝大部分已在风尘中湮灭,即使还存留几许遗迹,却也无人能懂,或无从识别,难以研究。人类文字辗转演变,后来却成为字母的天下,组成各种拼音。只有中华方块字,从图与符号,再到文字,是唯一历经变革,流传千古,使用至今的“奇葩”。 

人类语言将近3000种,但化成文字形体的只有约200多种,当今世上所存在的文字,不外乎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更简单地说,只有方块和字母两种形体的文字广泛使用。 

王介英说,人类文明史上,至今所知的3种最古老文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亦称钉头字),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体,中华文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3种古文字都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而后发展成表意文字。 

方块字源远流长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灭亡了波斯帝国,楔形文字从此消亡;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征服埃及,波斯文取代圣书字,存在了3000多年的文字从此消失于世,懂得圣书字的最后一位僧侣去世后,再也无人懂得这种文字。 

此外,玛雅、北欧、非洲、美洲等等,都有许多的古文字失传。或许较为贴切的说法是,绝大部分的图像文字都已失传,再无人使用,只供文字学界研究探索。 

延绵不绝、广泛使用至今,唯有方块字,并且不论怎么变,始终万变不离其宗,维持在方块字的形体。或许,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仿若这个族群骨子里,藏着如方块般的固执坚韧。 

法兰西斯派狂热宗教分子兰达(Fray Diego de Landa)从仇视及消灭玛雅文字,到成为重要的研究者,用西班牙字母,套到玛雅文字的发音上。后来的研究者于19世纪凭此解读出是失传的玛雅文字,并认为玛雅文字和中文字一样是表意文字。

由繁入简,必然趋势。

繁体与简体之后,“火星文”时代登场,在网络世界,自成一格。尽管门外争得面红耳赤闹哄哄,但文字学界并没有特别重视有关现象,也没有特别的讨论,并且“不认为有讨论的必要”。 

“火星文”虽然被批评为文字污染,却展现“回归符号时代”的趋势。此外,全球化也造成文字词汇相互影响,许多外来词汇都直接音译成中文,还有“本土化词语”及方言词汇等等,形成饶富趣味的“新文字现象”,引起讲究规范的文字学者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视这些“非正规中文”为“语文污染”,一旦使用越来越广泛和日久,恐将削弱正规中文字的地位和传承。 

新词表达新事物

王介英却不以为然:“其实新词的出现是为了表达新事物,所以全球化时代到来,文字里就会出现直接音译的‘进口文字’,如果它们被人们接受、使用、约定俗成,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新词汇,除非有更好的词汇取代,否则不需要矫枉过正。” 

另一项争议,是繁体与简体,是否是另一场颠覆性的汉字变革?即使是使用规范简体字的中国,2014年的一项调查指出,80%中国人认同繁体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繁体字支持者更抬出文化、艺术、传统、精神内涵等理由,为繁体字护航。尽管如此,全球使用繁体字的人仅4000万人,简体字使用者则超过13亿,成为这个时代的“正规中文字”,繁体字是“过去的文字”。 

王介英师承甲骨文专家李孝定,师徒俩对于繁简之争皆不以为然,秉持开放态度,认为“文字形式的改变,只是一种顺应时代需求的自然过程”,不论是繁体变简体,即使是“火星文”,若是有理有据,还是可接纳为新文字,反之,才是文字污染。 

简体字乃发展趋势

文字毕竟是功能性的、实用性的信息载体,无论赋予多少的艺术、文化、内涵等附加元素,都无法改变这个重点。王介英引用其师所说:“文字是创造来使用和记事,不仅仅是创造来欣赏的。讲求书写简便、快速,是文字发展的规律,繁琐难写的字,终究会被淘汰,这是文字发展的规律。所以,简体字是文字发展的总趋势。” 

“若是具有合理性,不造成混淆,并为广大使用者接受,那是挡不住的,否则就会自动消失。我们反对强制禁止。文字流传,词汇更新,文字演变就是这样消亡与新生更迭替代,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一直在变。但除了隶变、楷化,其后是渐进的过程,没有突然间再出现翻天覆地的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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