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贩运和恐怖分子活动 逼难民入绝境

人口贩运和恐怖分子活动,是难民命途多舛的催化剂。当国际社会出现“流氓国家”,难民问题只会加剧,难以解决;难民潮催生庞大利益的人口贩运产业,严防人口贩运和恐怖分子混入境也成为各国政府最棘手的难题。

对难民宽容是一件事,严防人口走私集团以及恐怖分子则又是另一回事。根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的统计报告,2010年到2012年之间,欧洲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人数超过3万人,其中妇女与儿童是最大受害群。

欧洲检察署则发布报告,有回教国(IS)恐怖分子混入难民当中,透过人口贩运横渡地中海,潜入欧洲,并利用人口走私的收入资助恐怖主义,这些难以分辨甚至无从分辨的非法分子,成为欧洲极度戒备却又难以防范的定时炸弹。

官方人蛇腐败恶象

马来西亚方面,贩运人口问题一向为人权组织关注和抨击,因此次罗兴亚难民潮而揭发的人蛇乱葬坑,将马泰边境的人口贩运问题,赤裸裸地摊在众人眼前。美国《贩卖人口报告》在2014年将泰国和马来西亚列入全球人口贩卖最猖獗国家和地区,评级降至最低的第三级。

政府为此在过去一年严打人口贩卖活动,虽然成功让美国在今年7月杪的《贩卖人口报告》将我国的评级从最低的第三级别上修到第二级别(但仍属“有待观察”的名单),却再一次将难民逼入绝境,同时曝露官方与人蛇合作贩卖人口的腐败恶象。

难民潮间接催生的贩运人口活动,为人蛇集团带来庞大利益。为了逃亡其他国家,难民不惜倾家荡产,向人蛇集团支付高额费用,欧洲每年有近10亿美元(约43.5亿令吉)流入蛇头操控的地下经济网络中。

价格根据国籍浮动

根据数据媒体组织“移民档案”的统计,2000年至2015百年6月,移民与难民为前往欧洲,已向人蛇集团支付了160亿欧元(约770亿令吉),这还仅仅是“保守统计”,没有计算近期历史性的移民潮。

截至9月中,2015年已有超过38万1000人通过海路涌入欧洲,德国媒体统计,从叙利亚前往德国的价格大约每人2500欧元(约1万2050令吉),价格会根据国籍上下浮动。

我国内政部资料显示,截至今年2月杪,共有627宗涉及贩运人口的案件被控上庭,每年因非法入境而被遣返的人数超过1万,单单今年1月至7月就多达1万5368人,贩运人口预计每年回酬320亿至380亿美元(约1184亿至1406亿令吉)!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于2014年的调查显示,全球被贩运的人口高达250万人,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2012年共有2100万人被贩运!

智库义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马大战略及国防研究系硕士蓝中华。

难民与偷渡客的身分定义

智库义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马大战略及国防研究系硕士蓝中华指出,马来西亚虽有《2007年反贩运人口法令》,但却没有签署难民公约,所以常把问题混淆。

“难民可能在逃亡路上遇到人口贩运分子,被拐带入境,但他们本身其实是难民,不是偷渡的人口贩卖,我国却常把两者混为一谈,将难民问题与人口贩卖扯在一起,并将错误讯息传达给民间。”

不签公约衍生问题

他说,人口贩卖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根本上、本质上依然是难民问题,而不是将复杂简单化,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我国迟迟不肯签署难民公约,导致后来衍生各种问题。

“联合国难民公约早已清楚阐明‘难民’的身分和定义,在海上漂流,在路上逃亡的他们,有可能是偷渡客,也有可能是难民,还得看来自什么国家及逃亡原因,根据公约判断相关人士是难民或偷渡客,但若连公约也不愿签署,完全不想理会,就一股脑儿将所有逃难者标签为偷渡客,拒绝救济,直接遣散。”

他坦言,人口贩运和难民问题确实是有一定的关连性,但若将焦点集中在人口贩运,则很容易忘记难民的问题根源。

“我们既不属于缔约国,所以不受公约规范,也没有义务‘必须’、‘一定要’处理相关问题,可以明哲保身,也可以不闻不问。但是,这样的态度对国家声誉是很大的破坏,他日一旦我国出事或面对问题时,其他国家是否会伸出援手?”

流氓国家流亡不断

只要世上还有“流氓国家”,难民问题就会持续甚至恶化,解决问题的力量,在于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与合作。

蓝中华指出,“流氓国家”就是掌权者不理会人民生死的国家,朝鲜、缅甸、非洲和中东极端政权,都是属于此类,掌权者非但不保护人民,还虐待、迫害自己的人民,导致大规模的流亡。

“朝鲜穷人民富统治者、缅甸迫害少数族群、中东国家对待‘非我派系’之人的方式就是破坏和杀戮、非洲国家出现独裁政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国际出现越多流氓国家,难民问题就无法解决,还会持续恶化,不断产生逃亡。”

国际力量平息动乱

他说,难民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是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所以必须靠国际力量解决,平息动乱,让难民回返,而联合国是最好的平台——只要有意愿。

“联合国安理会有制裁权,也有‘托管制度’,若造成难民逃亡的国家拒绝处理和解决问题,首先可通过制裁行动,若无效甚至可派遣维和部队进驻相关国家,建立缓冲区,暂时区隔和安顿当地的难民。联合国在二战后确实曾有这样的做法,只是到了近代已没托管区。”

难民工作者唐南发,也是马来西亚时事评论员。

将难民转成劳力

难民需要人道援助,却不一定是“寄生虫”,也不是只能以“依赖”的姿态存在,只要愿意给予机会,并从长远考量,数以万计的难民,或可舒缓人力市场劳工短缺的问题,从而减少引进外劳,同时兼顾人道责任、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和外汇流失,以及缓解劳动市场人力短缺等问题,达一举多得的正面之效。

难民工作者兼时事评论员唐南发指出,马来西亚需要劳力,让难民留下来,等待安置的期间,政府应允许他们工作。

“难民也可以为马来西亚社会贡献,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负担或累赘,甚至是祸害。比如吉隆坡的富都和燕美路,很多本地人开的小店,顾客群里的外劳和难民就占了大多数,他们也是消费者,也为我们的经济贡献。”

他认为,“外劳或难民会增加社会犯罪率和影响社会治安”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警方不止一次有发布报告,政府在国会也承认“高达90%的罪案是本地人(国民)所为。”

蓝中华认为,所谓经济压力和负担,并非不能化解,问题在于意愿和观念,最重要是分轻重急缓,先做好人道工作,并且检讨及拟定政策,给予难民应有的人权。

“首先必须承认他们是一个‘人’,不是动物,不能随意抛弃,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生物’,他们应该拥有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权益。”

改变心态和观念

他认为,只要能改变心态和观念,从人道与人权,以人为本的角度正视难民问题,之后的问题——将难民放入劳力市场,给予什么样的教育或培训?医药福利归类为外国人、难民或本地人、工作准证和社会福利等等,则是能逐步处理和解决的后续问题。

曾在难民中心当义工的高启舜补充,早有议员重复提过“将难民转成劳力”的建议,但我国政府处理难民的方式,仅是“允许暂时逗留”,再无其他,既不会逮捕拥有难民证件的难民,却也什么都不做。

“既不要他们(难民)成为负担,却又不给予他们独立生活的机会,非常矛盾,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只要没事发生,没人提出质问,就把他们当做不存在,自生自灭。”

蓝中华强调:“不要一直把有色眼光放在难民身上,其实在美国,有很多难民最后成为建设美国强大的中坚力量。”

曾在难民中心当义工的教育工作者高启舜。

【后记】人的价值应高于政治利益

我国政府及印尼在压力下最终有条件地收留数以千计的缅甸罗兴亚船民为期一年,缓解联合国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但在这一年里,若继续将难民弃之不顾,不闻不问,最后终将掀起另一轮风波。

再者,政府的让步不止换来网民的强雷不满与抨击,加上政客一贯的口没遮拦,又将人道问题掺杂政治因素。顺得哥来失嫂意,政府不管怎么做,似乎都难以“妥善”,也难以平息国际与国内的悠悠之口。然而,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并不仅仅是收留难民,而是过于浓厚的种族政治色彩,以及长期累积的政治情绪。

在面对罗兴亚难民潮时,政府摆出“国家安全”不容动摇,“人口贩运”不能妥协的强硬立场,近期却对收容叙利亚难民的态度360度转,以“帮助同是穆斯林的难民”为由,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人道姿态,自愿收容难民,再次引起民间的议论,网络间更是一片反对和谩骂,讽刺政府“先顾好自己再说”,质疑“自身难保,何来能力收容难民”等言论。

安全与人道的平衡点

蓝中华认为,国家安全与人道救援之间,在难民与人口贩运之间,并非没有平衡点,而且“这个平衡点一直都存在,也一直都会在”,只在于政府和民间如何争取各方面的诠释权,国家安全的诠释权落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民间也没有把握话语权,提出论述,告诉政府“见死不救是错误的”、“现在的国家安全观是不合时的”。

我国民间反对收容难民的原因在于,除了被误导的“国家安全”和“经济能力”,长期扭曲的政治乱象和种族主义环境,导致社会普遍上对难民产生抗拒心态,尤其是带着“穆斯林”宗教身分的难民。

蓝中华指出,面对政治利益纠结,唯有人们都认同“人”的价值时,才能将人的价值放到高于政治利益的斗争,也才有可能看清问题的根本,理性应对和解决。

唐南发以之前的罗兴亚难民事件为例指出,马来西亚人民不应存有被迫害妄想症,总以为寻求庇护者是来威胁国人的安全,事实上,罗兴亚人难民受到政治、宗教和种族迫害才被逼投海求生,如果因为他们的宗教身分而拒绝,尤其是表现得极度抗拒的华裔,只是凸显本身和国内的宗教与种族主义者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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