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与时差

文学馆的收藏看来已略具规模。而目前,在多方捐赠下,某些单行本甚至已产生多个复本。新纪元和华研一定也有类似的状况,就不知道这几个单位之间有没有交换复本的协议?某些珍贵的复本是循怎样的机制再流通的?是进入拍买市场还是落入少数管理者手上?

7月返马,往返共12天,可能是近年离家最久的一次。

始于金宝拉曼大学的马华文学研讨会(7月4日,我的论文〈马华文学现代主义的时延与时差〉)。那原是以天狼星诗社为主题的研讨会,但天狼星的文学遗产是贫薄的,主其事者心眼格局也小,连余光中都克服不了,没什么好讨论的。

终于7月10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演讲,从现代中文文学开端的大背景来谈〈中文现代主义的几个时刻〉——几个危机时刻,或悲剧时刻。关涉的还是中文现代文学的时延与时差的问题,当然也涉及研究中国或台湾现代文学的学者多半不会去关心的马华文学。这题目我原本3月在淡江施淑教授祝寿的研讨会上讲了一次(主办单位临时把时间砍掉一半,而听众对我思考的问题及马华文学不感兴趣,未免扫兴),讲稿最后一部分关于民国时差的也一直没完成,因此也算是还在进行中的思考。这两场应是此趟返马最主要的工作。南大的听众反应算是不错的,发问也积极,也许出席的多是研究生和老师。虽然提的问题不一定是针对我的讲题,有的是针对我的小说写作。

中文书店就像是逝去的梦

11日还在草根做了简单的分享,放一些老照片;见到看来心情不错的老麦(即麦留芳;老麦还担心我入不了新国境呢),在被林韦地刻意延长的应答时间中,我也瞥见会场后方两位定居新加坡多年的老同学的身影。他们来不及打招呼就匆匆离去了。我也没时间仔细看看草根卖的是什么书。林韦地和几个合伙人是有心人,在已然全面英语化、面临整个世代读者流失的新加坡,卖中文书总有几分孤臣孽子的悲剧感。在那老旧深富历史感的街区,中文书店本身就像是个逝去的梦。我也顺手买了谢裕民和英培安的新旧书(各一),聊表支持。

金宝会议结束后,7月6日去了趟槟城乔治市看看殖民时代的老房子,见见亲友,走过棺材街,看到“张氏清河堂”,方想起那地方1989暑假返马时曾经到过。彼时的书店还有卖书,当年的我为访书而去,我的精装版《马华新文学大系》应是从那里扛回来的。

7月7日曾翎龙和张永新为我在吉隆坡安排了场座谈,也没谈出什么,老调重谈的居多。我原拟的讲题是〈小说与不在场的历史〉。去国日久,被置疑“不在场”也是家常便饭了。

7月9日在南方大学谈〈我的马华文学〉,会场竟然停电,换了会场后,剪报投影出来的效果有严重色差,也没遇着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因坐的是夜班火车,到新山时太早,只好约了前辈诗人黄远雄,劳烦他接送。我和远雄初识于2012年拉曼大学在金宝的研讨会,他是李有成、张锦忠数十年的老友,但我是晚辈,这样麻烦他真的很不好意思。他还特地请了一天假,请我吃了几餐饭。还遇着暑假特地返乡吃榴梿,看来心情很好的赖瑞和,高谈某经济学家提出的“欠债不用还”论。

压成纸浆前的流传

知道远雄一直在散书,看到他家书橱里有张瑞星有封皮的《白鸟之幻》、《陈瑞献诗集》、梅淑贞《人间集》,就直接问他是否还要留着,不留我就拿走了。也看到书脊已褪色发白(应系久经日晒)的初版本《马华文学与中国性》,我好奇的问他怎么会有这书,他笑说当年烧芭正热闹,所以顺手买了一本。元尊收摊后,出版社告知已无库存,我以为多半早已送去压成纸浆了,但也许未必——1998年它出版时,马华文学还在烧芭的热焰浓烟里,说不定突然让它有了读者(不久前偶然翻到李欧梵教授校对得错误百出的小书《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三联,2005﹞竟也提到它,还夸张的称它“巨著”。不过那本可能未经校对的小书连我的姓都打错,打成了”董”),也许还真的卖得不错,真的在十多年内把初版给卖完,好卖过同系列的《止舞草》。

远雄原本说还有本初版本《牧羚奴小说集》可以送我(那可是“梦幻逸品”),事后却抱歉的告知,几年前已连同其他珍贵初版本马华文集送给了新纪元,自己也忘了。牧羚奴是那代文青心目中的巨人。原来锦忠说他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典出梅淑贞写于1980的随笔〈瑞献〉:“如果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的话,瑞献必是其中之一。”(《人间集》)

在南院见着当了校长的老友祝家华,两鬓华发,也结了婚。自然的聊到林建国,我也祝福林已成经典的马华文学论文能早日结集出版,在南院出版也许比在台湾更有意义。

朋友见面时,从北到南,从吉隆坡、金宝,到新山,都会聊到那位自台返马,因细故被另一位老朋友、邀他返乡教书的H解职而漂泊于半岛的诗人朋友P。据说诗人租来的房子每处空间都堆满了书(“至少有几万本”),没了工作后房租还是得继续付,而远在吉兰丹的老家拒绝让他把书搬回去堆放。除非有很强的靠山,台湾的大学几乎已没任何机会。很多琐碎的细节,但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不免感慨,都是老朋友,关起门来吵一吵,顶多是不说话而已,有必要做得那么绝吗?

马华文学整体产值有限

我到南院主要是为了去马华文学馆查阅绝版的单行本马华文学,补读了刘以鬯马来亚时期的两个中篇《蕉风椰雨》、《新嘉坡故事》(返台后为一篇论文补了半个注),读到李苍装祯精美的经典诗集《鸟及其他》,老麦的少作《鸟的恋情》,麦秀的散文集等。《学生周报》过于琐碎,要找出有价值的部分需耗费更多时间。马华文学的整体产值有限,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看来并不多,很多根本连开头的几页都没办法忍受。文学馆的收藏看来已略具规模,马华文学的单行本总量并不算多,也许不久的将来就会收齐。而目前,在多方捐赠下,某些单行本甚至已产生多个复本。新纪元和华研一定也有类似的状况,就不知道这几个单位之间有没有交换复本的协议?某些珍贵的复本是循怎样的机制再流通的?是进入拍买市场(马华文学的旧书拍卖市场似尚未形成)还是落入少数管理者手上?

许通元送了我一本摆在寄售书区的《乌暗暝》,很新,大概是书店流出来的,近年在台湾旧书市场也不多见了。

在新加坡的两晚借宿潘婉明陈丁辉处,很高兴看到他们终于能安定下来,有了自己的房子。可惜小敦很畏生,一直离我离得远远的。

草根的座谈我定的题目是“在台湾写作马华文学”,果然现场就有人问了“敏感问题”——留台近30年,不认同台湾文学而认同马华文学,会不会有“忠诚”问题?我现场只回答,马华文学对我来说是个战略位置,无关忠诚。

当晚上网即看到《联合报》文学大奖的评审纪录,即嘱婉明帮我把资料转给那位发问的星洲老左。我的解释是,身在更其台湾化的台湾,来自大马的我们,被给定的结构位置只可能在那同心圆的最外侧,比“外省人”还要外。愈近核心当然愈“本土”。文学奖的社会功能之一,即是把近乎政治无意识的隐含结构以品味、好恶的方式直接暴露。有的评审甚至非常直率而粗暴的表露他/她们对某类写作的嫌恶,甚至没有一看的兴趣。没有提供任何学理上的解释,只是直接的展现身为评审的权力,爱与不爱的权力。文学之爱有其差序格局(一如乡土中国宗法社会的血缘和地缘伦理),“认同台湾文学”(或认同中国文学、大马国家文学)也者,借一个比较粗俗的讲法,都只能是热脸贴冷屁股而已。与其卑怜的乞求当他人的附庸,不如好好做自己。

3/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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