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否认从中国撤资
有买有卖正常事

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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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香港15日讯)中国一家智库发表一篇名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批评长和集团撤走中国资产,属过桥抽板之举。对此,长和发言人回应称,集团并没有撤资,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据香港《明报》14日报道,“瞭望智库”的文章称,原本商业市场的本质是“逐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李嘉诚最近20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因为在中国,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所以,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从而带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意见。

文章同时批评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和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明报》同时提到,13日晚,刊登在“瞭望智库”的相关文章已被删除。

对此,长和发言人表示,集团副主席于早前记者会上已重申,长和集团并没有撤资这回事,而且有买有卖,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原文放送】

罗天昊:别让李嘉诚跑了

转自:瞭望智库

作者: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罗天昊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

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罗天昊国与城”,本文部分借用自2010年罗天昊发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今FT中文网)的文章《香港模式的瓶颈》,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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