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相差3倍
城富乡穷转型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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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马州属中,沙巴达8.1%的最高贫穷率。部分原住民不得不走一个半小时,只为了从住家到附近的水井打水。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的社会,各州各地区和城乡之间都出现严重的收入差距。

在2012年,我国家庭平均收入相等于或高于国家平均收入(5000令吉)的家庭只占总国民的33.7%。

其中,有5个州属(吉打、吉兰丹、霹雳、玻璃市、雪兰莪)的家庭平均收入相等于或高于国家平均收入的只占那些州属区区的16.1至19.5%。

至于城市和乡区,它们之间分别有41.2%和14.5%的家庭收入是相等于或高于国家平均收入。换言之,城乡之间的家庭收入差距接近三倍。数据也显示,在2012年,整体上我国的城市贫穷率为1%,而乡区的贫穷率为3.4%,差距超过三倍。

在众州属中,沙巴贫穷率最高,达8.1%,其城市贫穷率为5.3%,而乡区贫穷率则高达12.7%,因此,在城乡和乡区贫穷率的差距上,沙巴在众州属中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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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的高消费能力,将吸引投资者把更多的资源投向以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行业。

城市差距晋警戒线

除此以外,我国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也存着濒临不合理的现象。

根据数据显示,在2002年至2012年这11年期间,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在0.42至0.44的系数之间。

基尼系数广泛地被世界各国采用为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的比例数值是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愈小表示人民收入差距愈合理。

联合国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国民之间的收入平均;系数0.2至0.3表示国民之间的收入相对平均;系数0.3至0.4表示国民之间的收入相对合理;系数0.4至0.5表示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系数在0.6以上表示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

系数0.4一般被视作收入差距的“警戒线”,一旦越过这警戒线,贫富两极化的分化会较易引起阶层对立,进而导致社会动荡。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下那样的一个小小结论: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已一脚踩入了“警戒线”,并稍稍地越过了收入相对合理,而进入了收入差距偏大的阶段。

乡民收入相对合理

在同一时段,我国乡区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在0.38至0.41的系数之间,而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在0.42至0.44的系数之间。

与城市居民收入的系数比较,这0.38至0.41的乡区居民收入的系数是相对合理的。这可能也部分解释了在过去两届的全国大选中,为何城市选民一般倾向把票投给反对党,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而乡区选民却依然情倾于执政党的现象。

合理的收入差距将促使人们对社会文化差异有更强的包容量度,体现不同的社会价值,激励国民之间的素质自我提升,增强良性的经济竞争和发展,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这对多元种族国情的马来西亚是极其重要的。

然而,若贫穷率高的州属和乡区的贫穷率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得不到相应的纾解,州属、城乡甚而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将会持续扩大,这一切都将损害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简单来说,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阶层对立和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明显并且尖锐化,人们所预期的美好事物,一切将可能将反其道而行,这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维稳的最大绊脚石。

差距扩大需求不足
资源迎合高收入群

有学者指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若持续扩大将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一般上,乡区低收入群的消费模式是倾向温饱型的。

由于收入偏低,他们一般对基本衣食住行以外的消费能力不高。乡区居民受到收入增长的限制,消费需求增加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因此,国家经济的消费需求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赖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将造成整个经济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这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是一股不容忽视的阻力。

加剧行业结构差距

除此以外,自由市场机制的投资必然是与市场需求结构息息相关,而支配市场需求结构的,恰恰就是收入分配结构。

资源配置在逻辑上一般都倾向于迎合高收入群,城市居民因此掌握了更为有利的资源分配和生产条件,进而拥有更多的市场选择权利和自由。

由于城乡收入结构的差距,城市居民的高消费能力,将吸引投资者把更多的资源投向以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行业。

而提供乡区居民的需求的资源/行业将停滞不前,甚至萎缩。

这一切将扩大和加剧不合理的行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并进一步令城乡收入分配的偏差加剧。

这种不合理的行业结构将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呈现畸形化,对一个一半以上国土仍属乡区的国家(如马来西亚)的整体经济发展是不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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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2020年宏愿
政府须制定自贸干预政策

在一个采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的基本资源一般都集中在条件比较优越的群体受众,以至于低收入的国民没有机会掌握经济资源来提升本身的经济条件。

因此,贫富差距理所当然成了自由贸易制度下的必然附属品。要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政府就必须制定一些合理的干预(自由贸易市场的)政策。

为实现2020年宏愿,我国政府在2009年推出了新经济转型政策来吸引外资,调协和促进经济发展,希望以更稳健的脚步迈向2020。

提高收入迈高收入国

然而,此政策的焦点和目标全在如何提升我国未来的总收入,以期能跨过先进国高收入的门槛。

纵观此政策的所提呈的总经济计划和措施皆对准(如何有效)提升国民收入;然而,在如何降低贫富鸿沟方面的计划却是有所忽略的。

当然,政府在提高乡区居民的收入方面也不是完全欠奉的,例如,政府通过农业银行为郊区农民提供贷款,以协助农民发展农耕地或园地种植。

这种小额信贷和较宽松的贷款条件,无疑为低收入的乡区农民提供了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进而收到拉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效。

乡区地区有着丰富的如土地和水源的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

乡区资本化经济资源

乡区居民之间的紧密强大社会关系,则是重要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政府应该致力于培训乡区居民,把乡区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源的能力。

要拥有类似的能力,适当的技术、组织和人力培训和投资是少不了的。

除此以外,政府也该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改善乡区的基本设施、教育水平、人文素养,社会技巧,通讯设备,政治资本甚至是宗教价值来强化郊区社会的社区能力(community capacities)。

这一切将增强乡区社区的经济弹性和张力,进而达到收窄城乡贫富悬殊之效。

贫困线收入未反映实况

当官方数据告诉你,只要你的家庭收入只略略超过800令吉,你们一家五口(参考家庭)就不是穷人(更甭提如果你还是单身了),请问,你会认为你已脱离了贫穷的行列吗?

在现今这物价高涨的社会里,许多报道和调查显示,即使一个月入2000令吉的家庭,也不足于应付衣食住行的基本开销,试问,那800令吉的贫困线收入可反映了现实情况?

除非你们一家五口是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否则你和家人是无法依据官方所制定的贫困线收入标准,脱离贫困群体,并以非穷困族的身分存活于马来西亚的“现实人间”。

要更好地降低贫穷率,政府就必须制定一个更契合和反映现实的贫困线。

不切实际的贫困线数字,只会令制定消除贫穷的更佳政策一再被拖延和忽略,最终,这将可能带来更大的反弹,进而引发国民对政府的不满。

政府在消除/降低真正的贫穷率、制定拉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统筹城乡经济政策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没有适合的政策,是无法很好地纾缓和解决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

总的来说,要拉近城乡收入的差距和为了更健全的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应该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及制定一些合理的干预自由贸易市场的政策。

(大马经济转型中系列194)
巫群香博士■《 大马经济网 》 研究员 、 理大社会科学学院 政治系讲师

巫群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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