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峭壁上,诗歌生命的火成岩———访诗人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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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本文作者辛金顺、诗人吴岸、画家陈琳,摄于2012年4月葛园。

辛:为什么在监牢里会想到要写戏剧?

吴:一个监狱空间大概关了几百个人,苦当然是苦,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生活,所以非常苦闷。我进去以后,就跟他们搞文化活动。我教他们唱歌,编戏剧给他们演出,搞到几次被搜查。我在里面也做了很有意义的活动,1976年的时候,外面游击队投降,就释放出来了。

家中成员多入狱

我的三哥1962年12月8日,政变的时候,他在报馆是做国际新闻版的主编,被捕了之后,他在监牢的号码是001。我自己被捕了,太太也同时被捕,我的诗歌里有首叫〈窗〉的,就是写这个事情。我的三哥被关了15年。我的四哥当时转入地下以后,在美里搞文艺活动,到那边以后就不能回来,后来也被包围了。他被捕了一段时间,又抓到古晋来,和我关在一起。我们三兄弟、我太太、我三哥的太太也是关了10年,四哥的太太也是。我太太的哥哥因为打游击被捕,也是关了差不多7年。

辛:10年壮美的岁月,从29岁到39岁,都耗费在监牢里面,现在回想,应该感触很深吧?

吴:我有一首诗写妈妈的眼睛,我妈妈当时也老了,一直想尽办法,要让我们出来。

我们当时也考虑到,因为自己这份理念和信仰,要坚持着,所以就没有出来。然而很遗憾的是,没出狱之前,妈妈就过世了。我们申请出来送殡后,又回去监牢。所以,那时我在里面所写的一些诗,都是写给母亲的。

辛:这段历史过程,从你开始进入地下组织参与那些活动,整个事迹都没有写出来?

你的人生经历与一般人有别,无疑也丰富了你的诗歌创作内涵。所以,在监牢里不自由的感受,是否让你对生命的理解,比别人深刻?对自由理念也更宽怀?

吴:那时的感受的确很深刻。他们一直要构陷和控告我,要我们屈服,毁灭我们的意志。当时警署的牢房也非常脏,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脱掉我的上衣,拷问的时候用风扇吹到我一直发抖,就这样一直吹到天亮。我记得我有一首诗写历史,历史是什么呢?历史是牢房的墙上洗得一层又一层都还是露出的斑斑血迹。真诚的历史和它的厚重感,都写在里面了。

辛:实际上如果砂拉越独立的话,你们都会成为英雄人物,只不过后来砂拉越让渡和归属在马来西亚的版图里,所以这段历史就被尽量抹杀掉了。

吴:但我们也有错误,因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纯有理想,其实是不能够的。因为这不只是华人的社会,还有达雅人和马来人呢?这只是个美丽的错误。而且我们内部出了许多叛徒。这是一个历史,我的朋友有不少在斗争中牺牲了,死了,我是很幸运的。

辛:你出狱之后,经历过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是很多人没经历过,也无法理解的。

对你来说是10年生命的空白,但在某方面,生命的厚重和深沉,也不是他者所能及的。这些都反映在你后来的诗中了。所以,你出来之后依旧继续创作?

吴:对,就开始写我的诗。我想让诗去记录发自生命最内在的声音。监牢在生命的过程,是很重要,那历程改变了我的视野和生命内涵,另一方面,是少年时期的一个病。那就是我初中三到新加坡割了肾脏,后来身体都一直不好,几次都觉得能活到30岁就好,可是很幸运,从出狱以来,都没事。可是,没想到在60岁时又患了癌症。这些际遇,都在影响着我诗歌创作和人生态度。

出狱后的改变

辛:在监牢的10年应该是相当难捱,这时候的诗歌创作和10年前的诗歌创作风格也有很多的改变吧?

吴:评家们都说变化很大,但我自己却没什么感受。只是没有像以前的澎湃热情。诗集的第二本就是《达邦树礼赞》,这段时期的诗,可以看出是比较深沉的。

辛:我看你后来写的,很多都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就是出狱后的10年,而且也创作了相当多的作品。这段期间你生活上有什么改变?

吴:我坐了监狱以后,一直处在没有职业的生活状态中。

1977年底出来,1978年还一直在找工作。那时,偶尔在我哥哥的公司里面做一点帐,我太太则找到报馆的工作,当编辑,但不适合,后来也就退出了。后来我找到工作,就是我现在这个老板的爸爸(黄文彬),他虽然没参加左翼的东西,但他思想比较开明,他也是我们的同学,也比较懂文化,比我高一班。他就请我去做校友会的座办,做了一年以后就转成他的私人秘书。这事给了我机会,帮他写信,写演讲词。尤其处理工商事务,这工作╱资源,相当不错。

辛:在这样的工作环境提供了你一个安定的生活,在创作上也给了你很多机会,再加上你之前的人生经历,使到你诗里的创作走向人间情怀和人道关怀,对写实主义诗歌创作方面,是不是更能反映出你坚强的理念来?

吴:因这份工昨,我可以时常到国外开会,诗里也写了很多国外的题材,不拘束于国内某个点上。其实我在出来的时候情绪是很低落的。我在1981、82年期间,原本有机会投向我在北京的二哥。我二哥在中国的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历史研究所,文革的时候他曾被下放,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是第一批被派出国的人才。他就跟鲁迅的孙子周令飞两个人被派去日本。我哥哥到京都大学当客座两年,他在日本的第二年,我跟我大哥到京都去见他,已经阔别三十多年没见。但那时候出境之前要申请,从监牢出来以后,每个月都还要回警署报到。那时候从京都回来以后还一直被捉去审问。因此彼时情绪非常低落,所以还不确定要不要出版诗集,但在京都神坛曾去抽签,签上的意思是“枯木逢春”,我虽然不迷信,但也因此而获得些信心。

回来就出版了《达邦树礼赞》。

受方修鼓励

辛:所以你在创作方面是一直有着你的理想,你的愿望。即使从监牢出来也没放弃,还有出来后的恶劣环境,都没有放弃过。为什么对文学会有这么强的信念和坚持?

吴:因为我第一本《盾上的诗篇》受了方修的鼓励,还有《南洋商报》的编辑关怀。

1953年投稿给《南洋商报》,方修在年终的文学总结,把我的作品列为最佳。那时候我才初中三。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赞礼,也在我的文学生命中划出了不可泯灭的亮光。

辛:后来工作顺利,创作也丰厚。你的诗歌风格简炼,语言明朗而含蓄,诗中更有你的关怀核心和美学呈现。换句话说,你的诗歌具有个人绝对的风格和特色。跟大部分从60年代中以来,深受台湾现代诗影响很大的马华诗歌作品,完全迥异。你的诗作,所呈现的是个人比较独特的声音,而且也相当明显代表马来西亚诗歌的特质,尤其是对这片土地现实的关怀,因此可否谈谈这方面的创作理念?

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早期受文学理论的影响。形象性要很强,不能够有抽象的词汇,也不能够有概念化意念;另外现实主义包括要有典型性,就是说要有特殊的一个代表特性,第三要有地方性和民族性。那时候我就很坚持这个理念。这个特殊性和永恒性的基础,你越是特出,就会越永恒。这样的观念和理念,是我创作的一种坚持。但我没有很机械的去要求政治的诉求,更不想要意识形态化。除此,我的阅读范围比较大,就中国诗词方面,我特别喜欢辛弃疾和陆放翁,比李白杜甫还要喜欢。后来读了很多,但迄今仍然觉得辛弃疾和陆放翁还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他们的词很奔放,充满爱国情绪和民族思想。

辛:这种情绪会不会是因为你的经历?因为他们算是北宋南迁的遗民,或是移民,有种禾黍之悲,亡国之音的腔调,所以我想多少跟你的经历会不会有情感上深切地衔接?

吴:我写监牢里面的那些诗,就跟辛弃疾的词风很接近,至少在语言形式方面都属于短句的。因为中国诗词向来讲意境,我的诗也很注重意境的营造。现代诗的诗句有时过于破裂,或破碎,语意跳跃性太大。而意境却是有一个比较完美的整体。台湾的东西我都看,但始终能够保留自己创作的方法。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我觉得这很重要,一个写诗的人如果不懂音乐不懂画画,他没办法创造一个意境出来。

 ( 2 , 待续)

访者: 辛金顺(辛) 时间: 2012年4月23日 地点: 吴岸的家(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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