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回顾马新分家史
长堤距离不变 币值渐行渐远

一万元的胡姬花钞票是在1973年1月29日才发行,设计图案采用了黄色的“前进蜓梵兰”(Aranda Majulah)。(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供)

一万元的胡姬花钞票是在1973年1月29日才发行,设计图案采用了黄色的“前进蜓梵兰”(Aranda Majulah)。(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供)

(新加坡11日讯) 新加坡胡姬花系列钞票“出土”和令吉汇率近期节节败退,让人回想起近半个世纪以前,马新于1965年分家后不久,两地政府决定让货币分道扬镳,各自发行钞票的陈年往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元兑令吉的走势,最近一个月备受关注。

新加坡国庆日前夕,在原油价格大跌、商品价格低落和马来西亚出口创收大受影响下,新元兑令吉的银行间兑换率创下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一新元兑2.83令吉,达2.8371的价位,目前依然在2.8的价位上下徘徊。

另一方面,新加坡建国后所发行的第一套胡姬花系列钞票,不久前从埋了25年的时间囊中“出土”,勾起许多老一辈国人的记忆。这套钞票目前正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

新加坡植物园在国家庆祝金禧之际成功申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让人们重温了植物园培育橡胶树和胡姬花的一段重要历史。新加坡建国后所发行的第一套钞票以胡姬花为装饰主题,进一步凸显1960年代时,胡姬花对新加坡的重要意义。

这张旧照片中的陈修信(左)和吴庆瑞(右),都是新马货币分道扬镳时的历史性人物。陈修信当时是大马财政部长,吴庆瑞则是新加坡金融体系的建造者。有趣的是,两人的祖上都来自马六甲。(档案照片)

这张旧照片中的陈修信(左)和吴庆瑞(右),都是新马货币分道扬镳时的历史性人物。陈修信当时是大马财政部长,吴庆瑞则是新加坡金融体系的建造者。有趣的是,两人的祖上都来自马六甲。(档案照片)

1967年5月20日,时任财政部长的林金山宣布,新加坡政府将从1967年6月12日起发行六种新钞票,分别为一元、五元、10元、50元、100元和1000元,并以胡姬花为设计图案。

林金山解释,选择胡姬花为设计图案,是因为胡姬花已成为新加坡在国际上的一种象征。胡姬花不仅具有装饰作用,对当时的新加坡而言,还是一个重要的外汇来源。新加坡当时所发行的钞票,是以100%外汇作为后盾。

新加坡政府后来在1972年8月发行25元和500元的胡姬花钞票,1973年1月再发一万元胡姬花钞票,所用的是黄色的“前进蜓梵兰”(Aranda Majulah)。这套胡姬花系列钞票一直用到1976年,才被鸟系列钞票取代。

很多人以为国花卓锦万代兰也印在这套胡姬花钞票中,其实并没有。一元钞用的虽也是万代兰,但不是1981年才被封为国花的卓锦万代兰,而是名为洁娜·卡内丽的万代兰(Vanda Janet Kaneali)。

马新两国政府取消共同流通货币,各自印发新钞票时,曾协议让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汶莱的新货币自由兑换流通,因此在最初阶段,一新元的币值等同于一令吉。马来西亚当时的财政部长陈修信曾说,两国新货币等值通用兑换,能舒缓发行新钞时大家争先恐后兑换钱币的情景。

陈修信1967年1月30日在吉隆坡说,他会尽最大努力让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汶莱货币在分家后保持对等价值,但这种对等情况能持续多久,要看各别政府所实行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曾几何时,新马两国货币已从最初的对等价值,甚至新元一度币值低于令吉,走到今日一新元兑换2.83令吉的新局面。

马来西亚是在1973年,选择退出当初签订的货币对等互换协议,但是新加坡和汶莱时至今日依然维持着两国货币能对等互换的协议,这也是为何汶莱钱能直接在新加坡流通使用。

长堤两岸分家后,两国曾考虑发行共同货币,却因拥有权的问题而谈判破裂。新加坡随后发行过多款不同设计的纸币,币值也逐渐走强。

长堤两岸分家后,两国曾考虑发行共同货币,却因拥有权的问题而谈判破裂。新加坡随后发行过多款不同设计的纸币,币值也逐渐走强。

货币分合 几番斟酌

已故副总理吴庆瑞曾在一篇名为《新加坡1969年货币制度》的文章中,谈到货币分道扬镳的始末。他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时,就马上面对要建立什么样的货币体系的迫切性。

这种迫切性不仅仅因为新加坡突然独立了,而是大马政府之前就已经勒令马来亚货币委员会终止原来的新马文货币协议,马来西亚计划在1966年12月11日发行自己的新钞,原来在三地自由通行的共同货币必须由新钞取代,旧钞即将作废。

吴庆瑞说,新加坡政府首先得决定是要自己发行钞票,还是和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共同发行新货币。其次是要决定金融管理机制的性质,究竟是要设立中央银行、货币局,还是以其他方式运作。

当时的新政府完全没有管理货币的经验,却得迫切解决各种棘手而充满挑战的新问题。他们连印发新钞和制作新钱币的时间都没有,当旧的硬币作废时,政府被迫在1967年12月5日至25日之间,租用10趟飞机把180吨重的新硬币从生产地英国空运到新加坡,这本身就耗费了近100万新元,在当时而言可是笔庞大数字。

不相信共同货币行得通

吴庆瑞在文章中忆述说,发行货币的课题非常重要,从1965年11月21日至1966年7月23日之间,内阁至少仔细的讨论了七次,当时很多内阁成员认为和马来西亚拥有共同货币比较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做储备金会更庞大,新货币也就更坚挺,何况马新本来就有着共同货币。不过,共同货币会带来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那便是储备金的拥有权与操控权问题。

内阁当时希望鱼和熊掌兼得,提出来折中的办法是发行同样一套纸钞,但两国各有自己编号。表面上,马来西亚中央银行(Bank Negara Malaysia)将有个共同户头,但实际上,两国的金融机构将分别管理自己的户头,只是向中央银行报备。

吴庆瑞记得两国在专家的协助下,解决和克服了各种技术问题,但是来到关键性的拥有权问题时,谈判还是破裂了。当时的新加坡财长林金山要求在协议中列明新加坡户头中的资产属于新加坡,但是马方认为那样做等于承认有两个中央银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岂不形同虚设?因此坚决不肯答应新方的要求。

吴庆瑞在文章中说,他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共同货币的方案能行得通,双方日后肯定会长期陷入琐碎又烦人的争执中,甚至会影响两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因此从一开始就分道扬镳是比较明智的作法。但是发行自己的钞票也有其问题,首先是储备金变小,货币相对被削弱,而且会切断与马来西亚的重要关系。内阁最终提出上述的折中办法,他也就支持大家的决定。不过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两国货币不得不分家。

民间对发行新货币不乐观

马来西亚当时的财长陈修信是在1966年8月17日公开宣布马新两国将从1967年6月12日起分道扬镳,各自发行新钞票。但是很多人对新加坡自行印发钞票并不乐观。当陈修信在1966年12月10日到新加坡出席外甥女婚礼时,中华总商会代表还希望两国政府能重开谈判,保持共同货币。不过陈修信当时斩钉截铁地表示,两国货币分家已成定局,无回旋余地。

新加坡前社会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81岁)回忆当时的情景说,1966年离二战结束、日军投降还不是很远,很多人对昭南时期所发行的“香蕉钱”一夜间贬值的历史记忆犹新,民间和商界对货币分家难免有忧虑。

不管是商家还是市民,天天在使用的钞票是个重大民生课题,也与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面对马新货币即将分家的骤变,人们的担忧与不安完全可以理解。

庄日昆当时担任南大毕业生协会会长,于是萌起主办公开讲座,邀请专家学者来分析马新货币分家的课题。他记得曾在某个活动上遇到财长林金山,对方向他推荐华联银行总经理欧阳奇。欧阳奇曾经在蒋介石的政府中工作过,很早就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他也是欧阳熏的父亲,欧阳熏曾任建屋局主席。

1966年9月17日在新加坡福建会馆举行的座谈会,还邀请文化界的廖颂扬,南大经济系教授杨树人、新大经济系学者伍显荣等一起来谈这个备受商家、市民关注的问题。

陈修信要大马商人认清现实

其实在座谈会前不久,陈修信刚刚公开说了一番话,明白告诉大马商人,货币分家对大马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大马各方面都够庞大,完全可以独立印钞和管理自己的货币。他还说,马新共同发行货币虽有很多好处,但是由一个中央银行为两个独立国家发行货币,从根本上会有很大困难,特别是两国所实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有很大分歧。他因此吁请马新两地商人面对现实,认清两国已不可能回到分家前同属一个经济体的日子,并认为商人越早认清现实,就能越早和更好的适应新局面。

陈修信也曾说,马新汶货币分家后,货币委员会剩余资产的分配是根据1963年货币利润分配的成分来进行,即大马得74%,新加坡18.3%,汶莱7.7%。

新元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稳健发展,让两国货币即将分家时的那份忧虑与不安,早就云消雾散,无影无踪,但是在庆祝新加坡的金禧年之际,不妨抽个空到亚洲文明博物馆看看新加坡所发行的第一套钞票,重温一下马新钱币分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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